在“高级人权论坛”上的讲话，日内瓦万国宫——2004年3月31日

首先，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并就今天的重要话题发表开场评论，我想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在此，我也想就题为《应对人道安全的挑战》这一讨论文件，向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表示感谢。

就人道行动的开展而言，2003年毫无疑问是困难的一年——而且许多时候是极度困难的。在这一年中，援助组织及其人员受到了蓄意的威胁和攻击，这使人们产生了这些组织是否有能力履行其职责的疑问，并且引发了一场有关人道行动的未来的辩论。这场辩论涉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注的许多问题，因此，我们想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看待这些事态的发展，以及打算如何应对其中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等方面，发表我们的看法和见解。

处于变化中的环境

在今日之世界，冲突的环境仍然具有多样性——它们在原因、特点和类型方面存在着差异。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注意到了一种新的两极化或者激进化的趋势。这种两极化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对冲突环境构成最显著影响的是下述这种对抗形式：一些国家投入被称之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而一系列非国家的行动者决定与前者对抗，并准备使用非常规的方法，包括针对平民和所谓软目标（例如，人道组织）的蓄意恐怖袭击。

尽管一些个别情形受到了这种全球趋势的影响，但是，在对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爆发冲突的原因做出判断时，当地的原因——经济、社会、卫生和其他相关事项——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安全的含义

在发生武装冲突或国内动乱的地区，执行人道行动已经成为一项危险的任务。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75个国家拥有1万名工作人员。他们每时每刻都要前往那些发生冲突的地区，或者要穿越敌对双方的前线。他们要与所有类型的武器携带者——从军人到警察，从准军队成员到叛乱者，从儿童兵到雇佣兵——进行会见、谈判或打交道。

保障工作人员和受益人的安全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责任：尽管在武装冲突或动乱的环境下进行工作，显然意味着要面临相当严重的危险，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是努力发展保障安全的方法和手段，以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此类危险的发生。

“典型的”安全环境一般被描述为：在那里，主要的危险是，某人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当我们对危险的新特征进行讨论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而言，在今日的世界中，这种类型的安全环境仍然是最为普遍的。

尽管如此，在200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成为了一系列蓄意袭击的受害者，这些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袭击夺去了4名同事的生命。第五名同事在巴格达的交火中中弹身亡。包括阿富汗红新月会、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几个组织也遭受了类似的惨重损失。

尽管，三次故意袭击中的两次，即三月发生在坎大哈北部及七月发生在巴格达南部的两次袭击，看起来明显地是由于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出现与范围更广的国际政治和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的结果，但是，十月份在巴格达发生的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办事处的汽车炸弹袭击，则将该组织作为了直接的和有计划的袭击目标。

这是一个新的因素吗？确切地说——不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经成为过蓄意袭击的目标。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蓄意袭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几名工作人员失去了生命：1996年在布隆迪和车臣，2001年在东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他组织同样也遭受过类似的厄运。

那么，今天，新的因素是什么呢？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来，当前环境下的新因素是威胁的全球性，即这种威胁已经没有地域的限制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安全概念基本上是以具体环境为基础而加以界定的。每个代表处都根据一系列设定的指标——我们称其为安全支柱——来评估其安全环境。其中，各方的接受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今天，在某一特定环境中，那些指标或许是有利的，但是，来自外部的行动者仍然可能将我们的工作人员作为袭击的目标。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目前，与那些实施袭击的组织取得联系，如果说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与所有卷入某一冲突局势或对此冲突局势的结果产生影响的各方开展对话，是我们的工作程序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这样的对话，就无法取得各方的接受，因此也不可能接近那些处在危险中的人们，我们的保护和援助行动也就无法进行。

另外，在一个两极化的环境中，每个行动者都被认为应该支持某一方。一个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仇敌；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这便使得某些行动者——例如采取独立或中立原则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传达自己的观点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情况不禁使人们对人道行动合理性的理解方面——尤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立和独立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这种事态的发展会带来两种特定的风险：即被排斥的风险和被工具化的风险。

目前，在阿富汗或在被占领的伊拉克，看起来任何以某种方式对局势的稳定或者政权的移交做出贡献的行动者，都潜在地处于危险之中。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既然它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一个西方的组织——由于我们的资金来源、我们的标识以及我们的总部的缘故——那么，它被误认为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存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风险就是极高的。

无论其动机为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强烈地谴责那些针对其工作人员的袭击行动。这些袭击行动严重影响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的需要，向其提供保护和援助的能力。

被工具化是另一种风险因素，它指的是以下这种风险：某些实施人道行动的国家可能会对我们这些人道组织进行整合，从而使我们变成它们所开展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一种工具。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关这方面的各种说法，其中包括：某些政府声称，它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主要是人道性的”。国际部队在阿富汗提出的设立“各省重建工作组”的概念，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这种情况将导致政治军事组织与人道组织在角色和目标的界限方面的模糊，而对一个类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而言，它将导致严重的观念问题和实践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回应

那么，对于这种事态发展的最紧迫的几个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打算如何应对呢？在此，我想借回答此问题的机会，向大家介绍我们目前的一些想法，并对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为此次会议而提交给我们的讨论文件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做出回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安全管理概念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要素之上：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一种相当分散化的和自下而上的管理文化。这对安全管理同样是适用的。我们坚信，只有那些离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们最近的人，才是对局势作出评估并制定出应对策略的最合适的人选。
• 要想使行动切实有效，需要在清晰界定的组织框架内——我们的职责、原则和安全概念——充分发挥当地机构的这种自主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安全管理的观念是：责任由行动负责人自己承担。并不存在安全管理与行动管理的区分。风险和危险评估是行动策略概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十年以前，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总部设立附属于行动部的安全部门时，战地行动负责人设定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安全管理的责任并不因此而从他们那里剥离。就这一点而言，安全部门主要起一种监督作用，其关注的重点是整体政策的制定、监督、辅助和培训。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样也相信，安全——早在它成为一个人身保护的问题之前——是一个有关对该组织的接受、理解的问题，是一个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个人行为的问题，是一个有关能够进行倾听、交流并在所有卷入冲突的各方心目中树立一种始终如一形象的能力的问题。换句话说，安全是一个关于可预见性的问题：人们要看到，它言出必行。

那么，先前描述的那种环境的变化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这种总体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诸如去年发生的那样的悲剧面前，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进一步将决策权集中到总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它应维持目前的分散决策方法。

——需要将威胁的全球性问题考虑进来，换句话说，在安全管理的概念中应加入那些能够提高对危险的警觉和准备程度的观念，这些危险尽管在某一特定地区以外孕育但仍然会影响该地区。

——这也要求在与某一局势中的各方进行沟通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方法。在今天，这尤其意味着寻找渠道，与那些误解或排斥我们的人进行沟通。

——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应在实施人道行动时，坚守中立和独立的立场。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这是一张老处方吗？在我们看来绝非如此。相反，它是我们面对挑战时所坚守的一个原则立场。

需要说明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该在以下这些方面变得更为有效：

• 在针对各种情况做出安全形势分析和评估时，应加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地工作人员的参与程度（在讨论稿中，这是一个得到适当强调的方面）。类似地，我们也应就安全问题加强与我们在各国和当地的主要合作伙伴——如我们在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中的同事——之间的对话。
• 对保持公正或独立的重要性以及保持中立的必要性做出解释：

  我们简单地将公正性理解为：人道行动应该使所有人受益，而不考虑他的血统、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就这一点而言，任何人都不应因为他或她的信仰而被剥夺接受帮助或保护的权利。尽管我们意识到，“公正性”可能还存在其他定义，但这是一个不存在多少争议的原则。
  
  独立，在我们看来，它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我们的人道行动必须明确地——而且需要让他人感觉到——与政治决策过程区分开来。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任何一个冲突中，如果有关各方怀疑人道行动者具有隐蔽的政治动机，那么它们会倾向于排斥这样的人道行动者。
  

  “……综合性方法——它结合了政治、军事、重建和人道等各方面的工具——与独立性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也将不会采取这样的策略……”

  我们对独立性的这种理解对下述立场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而且，你们对此也不会感到惊奇）：我们始终坚定地主张，必须严守各自的身份、职责和工作方法。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讨论稿中，这一点受到了突出强调。
  
  然而，在我们看来，由联合国和一些国家所主张的各种类型的综合性方法——它结合了政治、军事、重建和人道等各方面的工具——与独立性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也不会采取这样的策略。
  
  就此，我们想就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讨论稿中提到的一个方面强调我们的关注点。该讨论稿中提到，应致力于“共同行动”，例如，“……在发生严重违法行为的地区，应撤回所有人道组织”。尽管我们能够理解这样做的目的，但是，我们曾经见证过这样的局面：在诸如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实行有条件地人道介入的地区，在人们受到某一方势力——它是国际社会寻求排斥或孤立的对象——控制的托辞下，该地区的人民被国际社会抛弃了。
  
  中立性同样也不总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它经常被误解为冷漠。在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面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是中立的。在一场冲突中支持某一方，或者将罪责归之于一方或另一方，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不能采取的行为方式。我们将一场冲突看作一个事实，并只对战争行为做出评判。

因此，中立性只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为具体行动的开展而保持一个畅通渠道的工具。我们尽力维持与所有各方的对话渠道；我们并不拒绝与任何将其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当事方开展对话。我们不对各方是否具备对话者的价值进行评判，同样，我们也并不因此而给予它们某种特殊的地位。

对独立与中立的人道方法的支持，必然要求我们在人道行动与政治军事行动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这并不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回避军队：相反，我们希望而且也确实经常与它们保持积极的对话。这同样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当其他各方都不能够履行它们的职责的时候，一个军事单位有可能成为最后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希望将目前由军方所进行的“用心用意”行动以及重建努力称为人道行动，以避免二者间界限的混淆。

正是在这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阿富汗“各省重建工作组”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并不表现为它们为自己所设定的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或安全目标。为保持我们的中立性，这不是我们希望做出评价的范畴。然而，我们之所以对此表示关注，是因为它们将人道回应整合进了一个整体的军事与安全概念之中，在此概念中，为满足部分人口的需要而做出的回应可能会成为击败对手或敌人的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方法，也许会有一些为其辩护的理由。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人道行动和方法的概念，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原则是相冲突的，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不会对此表示赞同或者参与其中的。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种立场可能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然“一意孤行”，在变化了的世界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然坚持着它古老的“处方”。

这与我们的看法并不相符。在讨论稿中，有许多有价值的评论，例如，它形象地说明了在更为广泛的人道组织中所固有的矛盾与缺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东西，它十分渴望能从他人的经验中学到些东西。

正因为如此，我们真诚地希望与所有的人道行动者和其他利害关系人，针对这些问题开展公开透明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应针对特定的冲突局势——在这种冲突局势中，分析和威胁评估共享通常是极其重要的——而做出，而且它也应针对那些更概念化的论题而做出，这样，通过理解各自对人道行动的解释，可以在该邻域取得进展。

我们充分地意识到，今天，除了我们对人道行动的定义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定义。我们并不要求其他行动者都应该或能够对我们的定义和行动哲学表示同意。我们同样意识到，在过去曾经有过而且将来也还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下，我们的方法可能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其他组织有必要介入进来。

另一方面，我们强烈地相信，我们有必要使我们的立场广为人知：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能够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与他人对话、磋商和协调是我们将会参与的活动，而被他人协调或整合则是我们不会参与的活动。我们相信，我们坚持原则的行动方法仍然是有效的和必要的，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坚持这一行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