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法学生的差距：“不会同法官对话”
“我们每年培养五六百万大学生，但符合联合国法律机构用人标准的人才很少。”
记者：作为一位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对于这项在中国高校法学院间已连续举办4届的赛事，您如何评价？在您看来，它的举办对于我们的教学又有哪些现实意义？
刘大群：首先，我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模拟法庭竞赛。我也参加过去年的模拟法庭竞赛，通过连续两年的比较，我认为这次参赛的学校明显增多，去年还只有十几个，而今年已经增加到了22个，尤其是还吸引了一些边远地区的学校。其次，是参赛者的水平和质量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无论是他们的英文水平，还是法律专业功底，都比过去有所加强。
模拟法庭上的刘大群（中）。
© Legal Daily / 余瀛波
至于它的意义，我认为通过举办这次模拟法庭，进一步传播了国际人道法的宗旨和原则，同时也为我们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提供了法庭上的实战经验。另外，也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提出了一定挑战。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教育制度还应当有所改进，特别是法学教育，以往过分偏重于法条法规等条条框框，而现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应该让学生学会如何灵活运用这些法律条文，在课堂上就应当教授给学生怎样辩论，如何写作法律文件，怎么能够具备在法庭上说服法官的能力。
记者：作为一名资深法官，对于此次参赛的选手，您对他们在法庭上的总体表现如何评价？
刘大群：我前面已经提到，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要想在法庭实战中能有所表现尤其困难。这是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和国际上的刑事诉讼法不太一样，大家还不太习惯于国际刑事法庭上辩论的这种方式。我们的同学尽管同以往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同时也还是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说大多数人在法庭上还比较拘谨，表现得不够灵活，不知道在法庭上该如何表现。
其实，到法 庭上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法官来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不是重复他们的观点，那些观点在书面上早就已经阐述过了。说白了，你在法庭上的任务就是同法官对话。当然了，这跟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诉讼程序是有关系的。这样来看，我们的高校尽管每年能够培养出五六百万的大学生，但是真正能够在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的法律机构中工作的人才，到目前还是不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还达不到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培养人才的标准，这是我们亟待改进的地方。
“现在的材料丰富了，但学生主动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却被压缩殆尽。”
记者：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位资深法律人，凌岩教授曾评价您说，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培养的法学人才”。对比今天法律院校的学子，您认为二者的成长环境有哪些不同？
刘大群：我们当初面临的挑战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初我们在接受法学教育的时候，新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法学院刚刚恢复，而且那时没有因特网，要找一个材料是非常困难的，有好多教学案例都是三四十年前判的案子，所以我们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资料。
现在的学生跟我们那时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的材料是太丰富了，从网上一搜，我们昨天作出的判决，今天就能看到，就可以学习讨论，这已经是国外非常普遍的教学方法。但是，他们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出现了问题。我们那时是因为没有教育方法，可以随便看，这样就强迫你得动脑子，你得去想，所以锻炼脑子的机会就比较多。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压力太大，另一方面课堂教学往往比较教条，这就造成学生们只会背条文、记公约，自己主动的想象和思考几乎没有。
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范畴的东西，所以说，做一个好的法学家就必定是一个哲学家，但反过来说，一个好的哲学家，却未必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学家。必须得有这种辩证的思维，这种批判性的思维，甚至是逆向思维，才能把一个问题搞清楚。那时候由于材料的缺少，从另一个方面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大的思考空间，现在虽然材料比较多比较爆炸了，但是由于你死记硬背的东西过多，反而使大家的脑袋都有点僵硬了。这是法学教育的差别。
“国外学生对条条框框掌握的，不多但知道如何迅速拿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在国际上大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呢？
刘大群：这种比较不太好量化。但我认为，至少是三四十年的差距，而且很难在短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可能有一两个特别出色的人才，但是从整体上看，这种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而这种差距，归根结底，是由我们的教育方法造成的。
比如美国的JD教育，它不是教你法律规定了什么，这些内容你完全可以自己从书本上去了解，它教你的是动手能力，你怎么去做一个legal research（法律研究报告），怎么写一份legal memo（法律备忘录），这就是美国的法律写作课，法律思考课，人家的课堂上就是教这些，也就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我们国内的教学课堂上，教的更多的是这个原则那个条例。这种教学方法教出的法学院学生，就是毕业之后写也不能写，说也不能说，尽管你知道很多。而国外的情况是，学生对这些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知道的不多，但是他们知道可以从什么地方找到相关材料，能够使他们迅速地拿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
比如说在我们那里(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实习的学生，有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哪个国家的都有，有的国家的学生就有这种本事，一夜之间给你写出一份memo，40多页，有理有据，一步一步，清清楚楚。但是也有些国家的学生，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写出一份东西来，而且逻辑混乱，还有的一些中国的学生，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些材料。所以这种差距不是一般的差距。
“每个人都要结婚、养家、住房子，所以你不能责备我们的学生不够好。”
记者：对于今天的学生，除了一些现实当中的实战方法和技巧，您有何建议？
刘大群：要真正学好法律，就要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要摆脱考试、就业这些方面的束缚，不能被这些外部因素牵扯太多的精力。我的建议是：第一，我们的教育方法、教育制度要全面改革；第二，现在这种社会现状，也不能完全怪学生，每个人都要吃饭、结婚、养家、住房子，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生存现状，所以你不能责备我们的学生不够好。这些外界因素把人压得太厉害了，所以他们更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克服各种外界干扰，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学业中去。
记者：就您个人来说，在未来的时间内，您希望在哪些方面用您的学识和经验帮助中国的法学教育发展？
刘大群：我目前在国际刑庭的工作还有三四年就要结束了，那里的工作非常忙，要审案子的话，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都要坐在法庭里辩论，一个星期5天都是如此，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要在那里。但是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回来，要到各所大学去讲课，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告诉他们，同时还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这次模拟法庭竞赛，比如说过几天圣诞节期间国际刑庭休息，我还将前往西南政法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去讲课，有时候还会写一些文章。尽管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但是前进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实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