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非常荣幸在就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后再次来到北京。2021年至2023年，我有幸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并多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接触。感谢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给我们提供此次机会，在国际防务学院与在座各位进行交流。
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加沙，从苏丹、乌克兰到也门，我们目睹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全球集体失败。今年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通过75周年，公约拥有196个缔约国，充分说明其普遍性。公约包含适用于武装冲突时期的规则，而倡导采取具体行动，减少当下世界各地数 百万平民的悲惨苦难是我们肩负的共同责任。
作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始成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日内瓦公约为基础，在全球拥有约21000名员工，在100多个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中提供人道援助，并与世界各国及大约350个武装组织就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开展对话。
武装冲突倍增，危机加剧
全球正经历约120场武装冲突，且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数量正以令人担忧的趋势持续增长。许多冲突日益长期化、城市化，并因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和经济衰退而加剧，对已十分脆弱的社区造成毁灭性影响。
数字化转型引发升级危险
网络攻击会破坏基础服务并损害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由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驱动的新型作战手段和方法（例如，自主武器系统）已引发严重关切。广泛传播的仇恨言论会煽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而虚假信息对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在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产生误导。针对人道组织的虚假信息广泛传播，破坏了这些组织的公信力，将工作人员置于危险境地。
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面临挑战
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仍时有发生。违规方划定出规则适用的例外范围（比如将人贬低为不值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对象），并越来越多地援引对等或交易性原则，为不尊重战争规则和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行为辩护。
在日益极化的国际局势下，对中立的人道行动方和秉持原则的人道行动缺少尊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立性及其保密的工作方式被误解、公开抨击和批评。人道工作者受到直接威胁——被枪击、拘留、受伤、被扣为人质甚至被杀害。人道行动被日益工具化、被贬低，人道准入（例如因反恐措施和制裁制度；或因人道行动被作为政治谈判的条件）而受到阻碍。
"被遗忘"的武装冲突
在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也门、撒哈拉以及叙利亚等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社区一道继续开展工作，应对当地长期需求。我们目睹着全球在保护平民方面的失败——数百万人因持续的攻击、威胁、破坏和政治僵局而遭受磨难。受伤的平民在医院里受到袭击而死亡；无法获得必需的药物和治疗；医疗系统接近崩溃。例如，叙利亚只有50%的医院还能正常运行。无数家庭因不知亲人下落（失踪、被拘留、扣为人质）而饱受痛苦。
质疑国际人道法的解读和适用会引发全球影响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
当武装冲突造成广泛且不加区分的破坏和生命损失，导致信任日益流失，人类将承担更加沉重的战争代价，发展、稳定及和平的目标将遥不可及。无论是对当下或未来的武装冲突而言，对国际人道法的灵活解读，都将开启危险的先例。
针对上述挑战，我们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以下四点至关重要：
首先，国际人道法可以为摆脱当前局势的恶性循环提供出路。
所有国家都与此息息相关——尊重国际人道法让敌我双方在任何时刻都坚守人性。202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里亚娜·斯波利亚里茨时表示，人道主义是能够凝聚不同文明的最大共识。75年前，各国代表团结在《日内瓦公约》周围，为战争中的暴力设定限制，以保护人类。
1864年，《日内瓦第一公约》，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得以签署，界定了"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法规则的基础"。《日内瓦公约》构成了全人类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普遍共识——它的规则非常明确，且至今仍具有相关性。公约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们提供了具体保护，有助于预防和减少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代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除了呼吁尊重法律条文，还一再强调人道与平等的精神，这两项普世价值观是《日内瓦公约》最根本的法律精神，各国同样应予以遵守。
第二，各国需要支持和尊重中立、独立的人道行动方。
中立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确保与有需要的人群保持长期接触，并影响拥有权力和武器者的行为。全球约有1.95亿人生活在非政府控制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拥有实控权的武装组织保持接触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各国可以确保在制裁制度和反恐条例中保留人道豁免条款，还可以提供灵活和可预测的资金，确保独立、中立和公正的人道行动能在最亟需的时刻触达有需求的群体。
然而，单靠国际人道法永远不足以保护人的安全和尊严，单靠人道行动也不能减轻所有苦难，人道行动更不能弥补政治解决方案的缺失。
第三，资金决策必须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任何危机都不容忽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调整应对策略，将紧急援助与长期解决方案相结合。在旷日持久的危机中，发展机构和行动方可能无法开展工作，而我们可以通过维护和恢复重要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复原阶段初期弥补关键鸿沟。我们帮助受冲突影响的社区建立复原力。人道行动可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但不可能带来持久和平，或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
第四，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各方如何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我们可以从人类的共同点——人性——出发，为达成维护和平的政治协议奠定基础。国际人道法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基础的共同点。迈向和平有百步之遥, 而其中第一步就是人道行动。局势的缓和永远始于人道暂停，从而提供援助、释放被拘留者和战俘、允许安全穿越前线以及让家人团聚。
各国可以即刻采取措施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包括通过立法实施国际人道法，对军队进行有关战争规则的培训，促进遵守和问责。预防工作还包括支持制定和通过新条约或国际承诺，以确保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尊重国际人道法；通过政策性承诺保护生命，维护《日内瓦公约》的精神。至关重要的是，即使是未卷入战争的国家，也可通过各种途径确保所有交战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深谙战争之道。我在一线的数千名同事了解武装暴力对民众的影响。他们每天都在目睹着平民和战斗员遭受的可怕损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线代表通常知晓，战争的结束——无论是通过决定性的胜利还是和平谈判——都不会很快到来。每当一场新的武装冲突爆发，我们知道它很有可能延宕许久，影响一代或数代人，阻碍发展并耗尽资源。
我想特别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人道法如何能为实现和平做出贡献。
首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挥着中立调解人的作用。
保持敌对双方之间的对话在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为了缓解局势，避免误判，以及最重要的，确保在武装冲突爆发时，能最大限度降低冲突代价并恢复和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建立和维护沟通渠道，使各方能够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在局势受到威胁时维护和平，在冲突爆发时恢复和平。
在这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立性起到关键作用，确保各方对我们纯粹人道角色的信任。熟知我们的国家和武装团体依靠我们的斡旋促成各种举措，包括为其领导人提供参与和平谈判的安全通道；陪伴离散家庭成员穿越前线，与亲人团聚；传递信息以安排停火、被拘留者的同步释放以及从交战或被围困地区的撤离；分享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等等。
当各方缺乏意愿或渠道开展直接对话时，通过公正和独立的中间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有助于播下信任的种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协助和促进就纯粹人道问题展开对话，从一开始就防止沟通陷入僵局。
第二，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和平相辅相成。
人们很容易孤立地看待国际人道法，认为其纯粹是一套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法规。更糟的是，有些人可能错误地认为国际人道法使武装冲突合法化或为诉诸武力开脱。
但重要的是，我们应牢记，国际人道法只是以和平为核心的庞大国际法律架构的一小部分。制定战争法的国家，首要目标始终是维护和平。当各国通过《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时，它们宣布 "殷切希望看到各国人民之间实现和平"。
事实上，忠实地执行武装冲突法可以在关键层面支持和平倡议。在冲突期间尊重国际人道法至少可以消除缔造和平的部分障碍，从而有助于向和平过渡。比如，流离失所者、难民和被毁房屋的减少意味着在就返回或重新安置进行谈判时所花费的精力更少; 失踪案件的解决和家庭团聚意味着群体性的痛苦和怨恨得到缓解，而这份痛苦和怨恨很可能成为实现和平不可逾越的障碍; 而且，冲突中的残酷程度越低，累计的仇恨就越少，解决冲突的障碍也越少。
国际人道法还可以通过降低战争的物质代价从而推进恢复和平。它可以保护对国内和国际商业至关重要的民间机构持续运行。而且，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不但可以挽救生命，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民众的经济安全，使冲突后恢复正常生活变得更加容易。
国际人道法还为在敌对者之间建立信任提供了契机。例如，为查明失踪人员、失散人员和死者的下落，并将他们送回家人身边而在前线开展的合作，可以为双方开启进一步的对话。
国际人道法中的一些具体条款，可以在各方有意时促成和平谈判。尽管国际人道法是规范战争行为的法律体系，但它也为摆脱战争提供了指引，例如，为双方就"特别协议"（包括停火、释放被拘留者、大赦协议和和平协议）展开谈判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更广泛的层面，它提供了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框架，交战方可以在框架内简单地作为"当事方"相互联系，而无需考虑谁应对冲突负责或敌人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性。
重申武装冲突法的要求时，就是在重申共同的人性。
最后，尊重国际人道法是一项法律要求，我们愿意帮助各国和非政府主体理解国际人道法。尊重国际人道法也日益成为建立持久和平的关键因素。战争是一个过渡阶段，和平解决需要特定条件。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避免战争——预防冲突——应该比备战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