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朋友们：
在发布新一期《红十字国际评论》——《国际人道法如何发展》之时，我们共同站在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前。这幅作品有力地表现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在遭到轰炸后平民居民遭受的恐怖和苦难。
那是1937年。当时，日内瓦公约仍未规定保护平民，且尚不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正是在西班牙内战这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格尔尼卡遭到轰炸。
直到12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无数城市沦为废墟，并夺去5000多万人的生命之后，日内瓦公约才首次将平民居民纳入保护范围， 并在共同第三条中首次加入规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条款。
而事实上，令人颇为痛心的是，早在格尔尼卡轰炸的三年前，亦即1934年，第十五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就已经通过了关于"保护敌国平民"的公约草案（《东京草案》）；而这份草案又是会议召开的20年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目睹平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之后向大会提交的。按照原定计划，《东京草案》应在1940年初由瑞士政府召开的外交会议上进行讨论，但二战爆发致使会议未能如期召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敦促交战方至少在实践中将《东京草案》付诸实施。但可悲的是，提议遭到拒绝，由此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恐怖暴行。直至1949年，《东京草案》才得到重新考虑，并最终促使"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得以通过。
女士们，先生们：
我刚才提到的格尔尼卡一例发人深省，但不幸的是，这并非个例。从1859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到1937年的格尔尼卡轰炸，再到1977年的附加议定书，直至更为近期禁止使用地雷和集束弹药的条约，似乎都呈现出相似的历史规律。事实上，国际人道法每一次发展演变，将规制范围延及新的环境、新的行为方以及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似乎总是在人类遭受了无可估量的苦难之后，在损害已成事实之后，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永远比战争晚一步。
如今，甚至连核战威胁以及人类彻底毁灭的可能性都再也无法排除，我们为实现无核世界的努力似乎突然变成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与此同时，从古至今，我们始终看到的是即使不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战争也从未被视作毫无限度的行为，"全面战争"论调也不过在小范围内昙花一现。在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下，战争法规或许表述各异，但其始终源自同样的核心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必要原则和人道原则所施加的限制。这表明规制战争的法律，亦即我们如今所称的"国际人道法"，实际上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份遗产，并传给子孙后代。
也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扪心自问："国际人道法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是否注定要一次又一次接受同样惨痛的教训，试图迫切跟上新现实情况的脚步，却总是发现新规则依然比战争迟来一步？又或者，我们能否尝试更好地理解影响人道法发展的事实、行为方和进程？我们能否开始运用这些结论，预测此种发展的潜在人道影响，并在某个时刻赶超发展进程，在数百万人付出血泪代价之前，就提前调整可适用的规范框架？
在我们如今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本期评论所提出的问题恰逢其时。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亲历这些痛苦经历，并吸取惨痛教训的几代幸存者相继离世，批准多边条约的"黄金时代"似乎早已远去。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间，为通过新的条约而取得共识已变得日益艰难；甚至是仅仅为了设立报告机制，以便更好地监督国际人道法的实际实施情况，也很难达成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如何跟上新技术发展与军事部署的步伐？我们如何应对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的武器系统所带来的人道、法律和道德挑战？我们如何减轻核武器对人类存亡的威胁、减少各类常规武器的扩散，并缓解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武器携带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增加？
上述每一项挑战都需要予以应对——或在巨大损害之后亡羊补牢，或在人道伤害形成之前未雨绸缪。作为律师，作为人道工作者， 我认为我们必须着眼长远，避免索尔费里诺、格尔尼卡和广岛的悲剧重演。我还认为回答"国际人道法如何发展"这一问题，就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只有理解了国际人道法过去如何发展，当前在实践中如何发展，我们才能预测未来的人道挑战，并在规范层面找到现有的妥善应对措施。而这种能力，亦即在当下应对未来人道挑战的"应对之责"，如今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女士们，先生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始人和日内瓦公约的发起人亨利·杜南曾说："为何不能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期，去调查并力图解决对世界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问题？"
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一段漫长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已在近期终结。我们现在担负着历史责任，要提出正确的疑问，并找到正确的答案，以免格尔尼卡的亡灵世世代代不得安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