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6日，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之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人道中心组织多位重要哲学家展开讨论，主题为酷刑在当代思想和实践中的角色。讨论组从尊严、罪恶和身体痛苦的角度探讨了酷刑。此次讨论推动了有关酷刑重要性及如何以最佳方式开展酷刑教育、改变现状的持续辩论。此次活动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围绕"促进对法律的尊重"而召开的系列会议之一，旨在探讨国际人道法和防止违法行为的重要性。政治暴力学教授布拉德·伊文思博士（Dr. Brad Evans）主持讨论，并在单独访问中论及了酷刑在当今社会的定义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酷刑。
介绍
- 玛丽·沃恩茨（Mary Werntz），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副主任
主持人
- 布拉德·伊文思教授，布里斯托大学政治暴力学教授
讨论组成员
- 伊莱恩·斯卡丽（Elaine Scarry），哈佛大学美学和一般价值理论教授
- 西蒙娜·福尔蒂（Simona Forti），东皮埃蒙特大学政治哲学史教授
- 杰伊·伯恩斯坦（Jay Bernstein），社会研究新学院杰出教授
小组讨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副主任玛丽·沃恩茨介绍了此次活动，重申防止酷刑并为酷刑受害者服务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核心任务之一。她回忆了自己探访被拘禁者的经历，强调了有尊严的人际交流对增强被拘禁者的信念和复原力的重要性。她还回顾了有关酷刑的讨论如何在发生变化，并欢迎小组成员发表意见，以便回顾历史，在更深层次反思为什么继续防止酷刑的工作十分重要，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从其它组织学习到什么。
布拉德·伊文思主持讨论。他指出，酷刑不仅会损害个体作为完整之人的感觉（这种损害往往贯穿其余生），还会对社会和政治创造力造成更为广泛的损害，如果酷刑或暴力行为被正常化或被接受为难以避免的事情。伊文思认为21世纪的挑战在于理解人类为何会变得暴力，以及人类如何能够为和平共处而努力。
杰伊·伯恩斯坦首先回顾了历史：数百年来，酷刑一直位于欧洲法律的核心。（近代）对酷刑的憎恶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人们不再认为痛苦是神的意志或是惩罚，而认为"不应将其施加给任何人"。自那时起，西方法律和哲学不再将惩罚定义为施加身体上的痛苦，而是中止个体的权利。人类尊严和人权的观念有赖于禁止对人身的损害——包括禁止政府这样做。
伊莱恩·斯卡丽认为，研究充分显示，刑讯不会产生有用信息。这就是说，伴随身体痛苦的审问主要是显示作恶者的权威，而受害者被降级为接受身体上的痛苦，无法反抗其受到的待遇。实际上，使用酷刑的时代往往是当一个政权对自身的合法性持有怀疑的时候。
西蒙娜·福尔蒂对此表示同意。她强调，哲学视酷刑为作恶的标志：一方是无所不能的主体，另一方仅余肉体。她强调，通常情况下，我们不是以肉体经历人生，而是作为与世界交流的个体。酷刑之下，人们无法就自身遭遇提出抗议，被降级为完全被对方所拥有的物体。
伯恩斯坦就伊莱恩·斯卡丽和西蒙娜·福尔蒂对酷刑所"表明"的概念做了进一步讨论，即酷刑所造成的严重痛苦表明了一方无所不能，另一方一钱不值。他更仔细地审视了这种关系，以展示酷刑如何摧毁人类自尊并"破坏"个体：伯恩斯坦认为，遭受酷刑时，受害者被剥夺了对身体的所有控制，只剩下承受痛苦。刑讯者掌控受害者的意志。受害者无法控制身体，因此无法想象其痛苦的结束。结果是受害者会对世界失去信任——在知道人身自由和意志都有可能被别人掌控后，人会变得极为脆弱。因此，伯恩斯坦认为，酷刑是道德精神伤害的范例。
讨论还涉及了在反对酷刑方面教育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伊莱恩·斯卡丽坚持认为，为表达酷刑不被接受的立场，起诉作恶者（包括高级官员）至关重要。杰伊·伯恩斯坦谈到了避免酷刑被视为正常行为而非反常行为。他认为，为改善规范，关键是要建立替代范式并解释一些新的方法，如基于融洽关系的新型审问方式。此外，讨论还强调了法律作为人类尊严保证而非政权工具的重要作用。
西蒙娜·福尔蒂重提教育话题："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得知道自己作恶的最大限度。因此，身为教师，我们必须坚持讨论此类问题。"她认为，要教育人们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是全盘接受往往看似简单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她强调，一方面，人类是"群体性的"——我们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内其他个体的身份认同相互关联，我们不能单独生存。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绝不能丧失做出个体判断的能力。有组织社会的严重危险之一是人们会尽力遵从大多数。复杂性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自己与他人相关联，但面对大多数人，我们不能失去自我，不能失去我们的判断能力。
观众的提问涉及了非胁迫审讯技巧方面的研究，概念和规范的历史变迁，以及如何利用公共舆论有效反对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