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对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违反（二）

性暴力

国际人道法对性暴力的禁止

国际人道法是否忽视了性暴力问题？

国际人道法条约有时会受到批评，因为有人认为这些条约没有适当考虑武装冲突中妇女的需要，而且没有以充分且强有力的方式禁止和惩罚性暴力。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批评过于苛刻。

其实，在1899年和1907年《海牙章程》等早期规范武装冲突的条约中，人们已经意识到武装冲突期间的性暴力问题并旨在加以预防。但作为那个年代的产物，这些条约并没有使用明确的措辞来处理这一问题。在当代国际人道法条约中，无论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都禁止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尽管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可能在处理性暴力问题上不尽完美，但它们对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提供了必要的保护性和禁止性规定。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规定战俘"在一切情况下应享受人身及荣誉之尊重"以及"对于妇女之待遇应充分顾及其性别"。《日内瓦第四公约》则更加明确，它规定平民"妇女应受特别保护以免其荣誉受辱，尤须防止强奸、强迫为娼或任何形式的非礼之侵犯"。尽管如此，这种措辞还是受到了批评，因为强奸和性暴力看起来被定性为对受害者荣誉的侵犯，因而没有反映出犯罪的严重程度，即对受害者身心健康的侵犯。这种措辞在今天看来是委婉和过时的，但"荣誉"的概念在当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尽管现在这些词看起来很弱且只是象征性的，但在1949年及以前，荣誉的概念（如骑士原则）被视为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制约，也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核心。无论如何，因为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根本改变，在晚近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已很少出现性暴力与荣誉之间的联系了。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3条也默示地禁止性暴力。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对此进行了补充，它在基本保证的条文中禁止对"一切未直接参加或已停止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即平民和丧失战斗力的人），侵犯其人身尊严，特别是侮辱性和降低身份的待遇、强奸、强迫卖淫和任何形式的非礼侵犯"。这是第一个明确禁止强奸且不区分男女的国际人道法规定。

习惯国际人道法同样禁止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的《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该禁止性规定既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也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且该规定保护妇女、女孩、男孩和男人。

哪些"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违反国际人道法？

性暴力可以发生在和平时期、武装冲突或者其他暴力局势期间。各行为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都可能犯下这种罪行。即使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性暴力也不必然"与冲突有关"，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并构成战争罪。[1]国际人道法只适用于武装冲突以及与武装冲突有着直接的（或至少是充分的）关联或联系的行为。

举例来说，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背景下，如果一位军事指挥官在军队营区强奸了一个下属士兵，以此作为一种惩罚的形式——因为他在平时可能已经这么做过——这种行为与武装冲突没有任何关联，国际人道法不能适用于该行为。然而这种强奸是且应当是国内法所禁止的。它还构成侵犯人权，如果该军事指挥官是利用其公职身份犯下强奸罪的话（即利用他的权威地位和职务手段）。另一方面，在同样的武装冲突中，如果军事指挥官强奸了因与武装冲突相关的理由而被拘留的人，这种行为就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联系源自如下大量因素：行为人的身份（军事指挥官）、受害者的身份（出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理由而被拘留的人）和背景（被拘留人相对于拘留当局来说处于弱势地位）。

尽管这些例子看似显而易见，但与武装冲突的联系并不总是这么容易判断。不是说因为在某个地点、某个时间国际人道法是适用的，那么在此背景下发生的所有行为就都应受国际人道法约束。 "库纳拉茨"案的上诉庭认为：

最终区分战争罪与纯粹国内犯罪的是，战争罪由其实施的环境塑造或者依赖于该环境——武装冲突。它不需要有计划或者受到某种政策支持。武装冲突与犯罪之间不需要有因果联系，但武装冲突的存在必须至少对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能力、实施犯罪的决定、实施犯罪的方式或实施犯罪的目的起到了实质性作用。

国际刑事法院也沿用了特设刑事法庭的思路，规定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必须由一个人（无论战斗员还是平民）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实施且与该冲突有关，才能构成《罗马规约》项下的战争罪。

[1] 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都构成战争罪；战争罪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见本文下一部分"性暴力总是相当于严重破约行为和/或战争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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