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公约75周年：挖掘非洲人道传统 使其重焕新生

约朗德·迪亚洛（Yolande Diallo）是一名塞内加尔的法学博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担任研究员，是非洲人道传统方面的领军专家。她表示：“人们似乎忘却了过去的一切。许多年轻人不了解这些传统，但我们需要去提醒他们，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依然健在，是非常熟悉这些传统的。”

约朗德·迪亚洛引用了一句谚语，忆起非洲生机勃勃而又丰富多彩的古老人道习惯。例如，在攻击前发出警告，催促平民离开；保护妇女和儿童；禁止焚烧庄稼；禁止进入圣林或富拉尼族的牛栏等区域。

这些一代又一代口口相传的人道原则得到了广泛的践行，但却很少有人将其与国际人道法相联系。“假设有人将正在争吵或扭打的两名儿童分开，其中一名儿童离开时，另一名儿童绝不能从背后袭击，因为这将为人所不齿。按照传统，攻击应正大光明。”迪亚洛女士说道。因此，手无寸铁之人不得遭到攻击，“这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项行为准则”。

聆听非洲人道传统专家、法学博士约朗德·迪亚洛的发言（法语）

早在13世纪的马里帝国，《曼德宪章》就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例如，其中一项规则是“敌可杀，不可辱”。金沙萨大学国际法和人权教授穆托伊·穆比亚拉（Mutoy Mubiala）曾就该宪章及其与当代国际人道法的关联撰文，并对一项古老的规则进行了解释。

“在冲突中，如遇合法军事目标，可杀；但如遇丧失战斗力的目标〔即受伤、被打倒或被俘的战斗人员〕，则应予以保护、照顾，且不得杀害、羞辱或将其拖行穿过泥泞之地，因为他们已经战败。”

虽然这项规则早在日内瓦四公约通过之前七个世纪就已诞生，但二者却如此相似，令人惊叹。

聆听金沙萨大学国际法和人权教授穆托伊·穆比亚拉的发言（法语）

上述价值观在非洲大陆得到接纳，形式大同小异，但却在仇恨肆虐时遭到了漠视。例如，1994年在卢旺达，尊重礼拜场所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就遭到违反。

迪亚洛女士表示：“人们都在教堂避难，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庇护所。”但最终，许多人依然在此惨遭不幸。

另外，国际人道法与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各种规制战争的宗教规则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索马里裔的阿延·阿卜迪拉希德·阿里（Ayan Abdirashid Ali）是一名年轻的澳大利亚研究员，他强调了深深植根于穆斯林社会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鼓励人们行事克制有度。《古兰经》的一句经文曾发出警告：“你们的侵害只有害于自身。”另外，得到约20国承认的法律制度——伊斯兰法也包含若干项规则，其与国际人道法规则具有相近的目的，即对交战方的行为施加限制。例如，伊斯兰法力图保护妇女、儿童以及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在战俘人道待遇的某些方面，部分伊斯兰法规则甚至比国际人道法更进一步。

在非洲，熟悉国际人道法的人通常将其视作源于西方殖民的“外国法”。1949年，仅有极少数非洲国家参与了日内瓦四公约条款的磋商。于是，“当一些国家独立之后，它们加入了这样一个自身不曾有发言权的制度。” 阿延·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说道。例如，在索马里，“伊斯兰教法和传统居于主导地位。许多人对欧洲‘舶来品’一律秉持否定和蔑视的态度，因此不愿接纳并内化日内瓦四公约。”

聆听研究员阿延·阿卜迪拉希德·阿里的发言（英语）

如今，日内瓦四公约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接纳，大多数非洲国家还通过了1977年的两个附加议定书。此外，许多非洲国家还在制定近期的国际人道法条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非洲大陆率先通过了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公约（《坎帕拉公约》）。针对常规武器的条约，如禁止集束弹药和杀伤人员地雷的公约，在非洲的批准率也高于其他大洲。

尽管非洲明确承诺致力于国际人道法规则以及根植于习惯或宗教的人道传统，但这些规则和传统并未得到充分尊重，在大众当中仍然鲜为人知，而且在冲突期间屡遭违反。

那么，应采取何种措施，确保增进对这些人道价值观的尊重呢？迪亚洛女士认为，“首先，非洲人需要重新挖掘并传承自身的传统。”在面对违背这些原则的行为时，“每个非洲人都必须在内心深处认识到，这是不合传统的。”

纵然在适用方面挑战重重，现代国际人道法和非洲人道传统仍然能够相互巩固，相辅相成。

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鼓励有影响、有意愿的非洲人帮助人道传统这一非凡遗产重焕新生，并尽可能广泛地分享这些价值观，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进行普及，从而使最为弱势的群体也能在战时得到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