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力量让我与红十字“结缘”

 记者：贝亚特女士，您在中国3年的任期即将届满，感谢您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红十字事业所做的一切。请先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经历吧。

贝亚特：我已经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工作了20多年。1988年，我成为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莫桑比克的发展代表；1990年至1999年，我在位于波恩的德国红十字会总部国际部工作；1999年4月，正好是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2004年7月，我又回到一线，在缅甸做合作代表。2007年1月，我来到了中国。 
  
在与“红十字”结缘前，我是一名语言教师，在德国教了6年葡萄牙语。1982年至1984年，我曾在中国西安和北京的两所大学教德语。 
  
记者：红十字事业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它作为您的职业？    
  
贝亚特：通过一个朋友，我了解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武装冲突地区。在此之前，我对委员会的工作一无所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那些受战争影响的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人道的力量感召着我。 
  
当我得知国际联合会在莫桑比克有一个职位空缺时，我提出了申请，虽然当时的莫桑比克还处在武装冲突中。在接受了一个基本培训课程后，我开始为红十字运动工作。 
  
记者：您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从事这项工作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贝亚特：我非常欣赏和珍视国际红十字运动。我喜欢它的统一 性，世界各地都有人为了同样的使命工作，遵循着同样令人鼓舞的原则。现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的苦难和贫穷，而这正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关注的目标。无论需要帮助的人是什么信仰、种族、国籍或肤色，“红十字”都能帮助他们。 
  
记者：您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都工作过，您觉得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贝亚特：两者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尽可能地减轻苦难。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群中。如在和平时期，我们致力于推动人们接受和尊重国际人道法。国际联合会则优先考虑为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救济并支持国家红会的能力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但从不同角度所作出的努力。 
  
这两个机构都支持国家红会并与之合作，为那些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冲突中受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 
  
记者：在20年的“红十字”生涯中，什么事情对您的影响最深？    
  
贝亚特：每当听到在冲突地区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国家红会的同事成为被袭击的目标，他们被打伤甚至被害时，我都感到非常震惊，人道工作者受到攻击是难以让人理解的。这也再次坚定了我推广红十字运动7项基本原则和国际人道法的决心。我要做更多的工作，让相关政府、公众、军队和可能被卷入冲突的任何人去了解、接受和尊重这些原则和法律。 
  
记者：在中国工作的3年中，什么事情最令您印象深刻？    
  
贝亚特：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时我能置身其中，并了解这一盛事从头到尾的准备过程，这令我印象深刻。这一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在所有参赛城市中不遗余力地为人们提供急救服务，并为需要帮助的游客提供关爱。 
  
当然，最为感人的还是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救助灾民的情形。令我今生难忘的是，很多人在中国红十字会外排队耐心等待捐款，即使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星期，这样的场景还能看到。 
  
记者：作为亚洲地区的合作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您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有何建议？    
  
贝亚特：中国还有一些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尤其在农村地区。做为政府的助手，中国红十字会依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但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在总会还是地方红会，都有许多专职干部和工作人员，同时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他们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中国红十字会了解问题的艰巨性，也有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尽量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也要准备应对新的挑战。例如，做好新成立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秘书处的角色，实现《10年运动战略》中关于重建家庭联系、移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目标。 
  
 记者：一些年后，您是否还会再次回到中国？   
  
贝亚特：我当然愿意，我也很高兴。在未来的3年，我将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负责亚洲区的合作代表。这将使我继续与中国保持联系。我相信你们将会很快再次见到我。 
  
祝中国红十字会的所有同事一切顺利！ 
  
（本报记者 张立光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