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希望

发展的动力——工作的延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在最近的十几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请您解释一下这种巨大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江亦曼：我觉得这是和大的环境有关系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红十字会有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红十字会的国内工作几乎停顿，只有一点点的国际活动。

其次我自己感到一个比较大的动力是这十几年中国政府非常支持红十字会独立地开展工作，像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获得全国人大正式颁布，同时国务院也颁布了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的法规，这么一个法和一个法规，对红会依法开展工作给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再者，国家非常重视红十字事业。从九十年代起，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按照国际惯例担任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仍然是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同时政府的相关部门也非常支持红会的工作。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应该说这个科学发展观再加上红十字会的七项基本原则，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悠久，1904年就成立了，但是正如彭佩云会长所说的：我们是百年红十字会，但还是处于初创阶段。所以这十几年在加强红十字会能力建设方面，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过去红十字会与政府部门没有区分，现在从国家一级到省、地区这一级和部分县市级，基本上都建立了独立的红十字会组织，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另外我们从各个行业选调了一批热爱红十字事业而且了解红十字运动的人员到红十字会做专职工作，我们还大力发展基层的红十字组织、会员和志愿者。现在红十字运动的影响力和组织网络应该说已经遍布中国的基层。

红十字会要想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公信力。要让企业、民众信任红十字会，认为他们捐到红十字会的款项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用到最易受损人群的身上，所以我们非常注意加强公信力。

目前中国的团体很多，我们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这样，一说到红十字会人们就会知道它。这十几年来，我们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公信力、培育品牌，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红十字会正在一步步成长。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随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蓬勃发展，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参与国际救助，比如在东南亚海啸和巴基斯坦大地震的救助工作中，中国红十字会的身影引起了国际关注。从更长远的发展来说，中国红十字会将采取何种战略成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更加活跃的成员？

江亦曼：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红十字会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国内的人道需求非常繁重。首先中国的自然灾害比较多，另外70%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还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条件也非常差，所以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

中华民族历来有一个传统：尽管我们自己也并不富裕，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了我们，那么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伸出援救之手，就是扶危济贫、乐善好施。尤其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它们的情况和我们非常相似，也面临很多困难，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的工作。这几年我们有意识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比如说海啸发生以后，中国反应是最快的。海啸发生在26号，中国红十字会29号就向全国发出了呼吁，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的民众纷纷捐款捐物，那几个月的捐款热情确实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和热情？

江亦曼：海啸发生以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正好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像印尼、斯里兰卡、泰国、马尔代夫。这些周边国家和我们像邻居和朋友一样，我们觉得应该履行国际人道援助的职责。所以很快向全国发出了紧急呼吁。

当时正值元旦，总会和各地的工作人员从元旦到春节都没有休息，每天连续24小时工作，通过网上，电话接待以及各种宣传、义演晚会进行募捐，那次我们募捐了四亿七千万人民币，而且香港和澳门也非常积极地捐款，台湾的红十字组织也踊跃地捐款，这是一次体现国际人道援助的很好范例。

后来我们把基金分为紧急援助和灾后重建两个部分，到现在80%的资金已经拨付，紧急援助主要用来帮助当地灾民购买食品、药品、毛毯和帐篷等日用品。灾后重建方面，我们在印尼、泰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缅甸修建红十字友谊村、医院、学校、托儿所以及适应当地民族习惯的一些庙宇。我们的援救行动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05年，巴基斯坦发生地震后，我们又及时给他们提供价值500万人民币的援救物资，同时帮助他们修建一个医院，这是我们目前开展的一些国际活动。

至于今后的工作，首先我们将更好地承担起国际救援义务，在今后的国际救援中不仅要提供物资支援，更应该有技术和人力支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将开展一些项目支援，扩大国际救援的范围。

其次，非洲和亚洲是两个贫困大洲。我刚从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回来，知道那里更需要人道援助，所以我们响应国际联合会提出的把今年作为非洲年的呼吁，正在积极地给他们募捐，包括自行车、缝纫机、纺织品和药品。

我感到，中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有了社会责任感，他们只要了解到你提出的建议有助于为世界人民做点人道方面的事，它们很愿意参与，所以我们希望在非洲和周边地区开展工作。目前世界援救领域有一个趋势，就是由紧急援助开始向发展项目延伸，我们看到肯尼亚在开展一些妇女缝纫学校或者小型贷款项目，比如养羊养蜂，这样改善了妇女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将来在发展项目上能积极开展工作。

再者红十字会肩负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责任，现在我们正和国家有关部门如外交部和军队积极呼吁，努力推动成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通过这个国家委员会，我们希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能够在中国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传播的深入——难得的机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索人道法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推出的针对青少年的新项目，目前各国都在进行大力推广，中国的上海和四川几所中学也正进行着试点。今后，中国红十字会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推广这一项目？

江亦曼：的确，探索人道法是各国红会应该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我觉得这几年中国红会与国际委员会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国际委员会期望在北京设立东亚代表处，在这长达三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发挥促进作用。

尽管中国没有发生战乱，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人道法的推广仍然做得不够，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把东亚代表处设在中国。东亚代表处成立以后，随即在云南开设了假肢康复中心，另外在我们很多省开展了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交流。

从目前来看，我们认为人道法的传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它的对象比较窄，目前只限于红十字会的专职人员和青少年骨干，所以它的对象人数比较少，事实上，人道法的传播应该是在部队、学校、警察、监狱等等。

第二，在人道法的传播方面，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和平时期，所以人们一说起人道法的传播就说那是战争期间如何不虐俘，大家忽略在和平时期应如何反歧视，提倡宽容，尊重差别这样一些理念。在中国，虽然我们的发展很快，社会也逐步和谐，但是的确也存在很多不和谐的现象。

所以对于人道法，我们应该从一个宽泛的角度去理解，既有各国如何根据《日内瓦公约》及附加议定书开展工作，也有我们如何根据人道法的原则，在理念上、思维模式上改进我们的工作。目前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扩大探索人道法项目，还要和军队进一步加强合作，比如说：中国维和人员。我们还感觉中国劳务人员输出很多，我们发现这些劳务人员没有任何人道方面的必要知识，比如说所在国是一个很动乱的地方，经常会发生绑架枪杀，他就不懂得如何自我保护，再一个他不熟悉一些基本的人道准则，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多加强工作。

再者，我们希望在人道法传播的形式上能更加活泼一点，过去的形式仍以培训为主，今后可以搞模拟法庭，对某个案例的具体分析，通过分析去理解人道法和它的内涵，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将举办一系列的大型国际活动，比如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国红十字会将如何抓住这些机会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

江亦曼：我们已经考虑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最迫切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除了北京我们还有六个城市承担一些预赛或一些单项比赛。另外一个大型活动就是2010年上海要举办世博会，应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机会。

关于奥运会，2003年国际奥组委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签署协议，在重大的体育赛事上鼓励各国红十字会参与工作。我们根据这个协议积极与北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国际联合会协调。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今年三月份，我们和北京奥组委正式签订了一个合作备忘录，同意我们对志愿者进行救护和红十字知识的培训。经过培训，佩戴红十字标志的人员在赛场内可以提供服务。第二个就是在赛场之外，针对大批的游客和运动员到中国来，我们在赛场外设立一些红十字服务站，帮助群众进行简单的护理服务。另外为配合赛事，我们将开展无偿献血的动员工作和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今年九月份，我们和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一起开展在运动员中推广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聘请邓亚萍作为我们的爱心大使，帮助我们推广这些活动，明年6月14日献血者日和奥运会期间，我们将与国际联合会共同开展为无偿献血者颁发生命奖章活动，目前我们正和联合会在紧密地探讨之中。

关于世博会，上一届举办国日本的红十字会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他们在世博会期间专门设立一个红十字展馆，出乎意料的是参观的人非常得多，每一个参观者都受到了心灵上的震撼，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红十字运动的机会。现在我们正在和上海世博会紧密联系，已同意我们在世博会期间举办红十字的展览，我们正在积极地进行筹备。以后像这样的大型活动，中国红十字会还是应该主动参与。

面临的挑战——现实的梦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从备灾救灾到农村医疗保障、失学儿童等各项事业，但也有人担心红会的工作范围太广，红十字会的定位不明，导致社会认知下降，您对这种担心有何评价？

江亦曼：我个人认为，对红会来说确实有定位问题。红十字会是政府的助手。至于人道救助领域，我认为它并不明确规定哪些就是红会做的，哪些是非红会做的。

我们的工作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只要群众需要，我认为就能够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也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比如红十字会传统业务是备灾救灾、卫生救护和人道救助。我觉得国家已经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这个应急体系包括了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矿难事件，还有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或者一些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发性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是作为唯一的社会团体被纳入到国家的应急体系预案。我们既要保持传统，但又要在保持传统中创新。否则传统就被时代抛弃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救灾救护工作，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样，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方，自然灾害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在青海、宁夏，白内障、农村疾病困扰和洁净水就成为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沿海地区有他们的新问题，务工人员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出现的预防艾滋病问题，所以各地都不一样。中国这么大，我们不可能用一个统一模式。只要符合人道宗旨，我们就动员社会力量向最易受损害的群体提供帮助。各地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确定各地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红十字总会确实有“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样一个感觉，我有我的传统工作，但我是可以延伸的，我延伸了，传统工作才能更有特色。

另一方面，我们总会也面临问题，我们现在缺乏全国统一的品牌。这几年我们一直考虑如何打造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品牌，我们已经形成的造血干细胞捐赠资料库，全国人民给予大力支持，目前已经有60万人份资料入库，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品牌，挽救国内和国外白血病患者，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华人库，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品牌。

再有一个品牌就是“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这项活动已经连续开展八、九年了，慰问农村的贫困农民、城市里下岗职工和老人，这个影响也是挺大的，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品牌，去年红十字基金会还推出了红十字天使计划，包括嫣然基金会、援建乡村卫生院、村里的卫生室、培训村里的乡村医生，救助患大病的贫困农民和儿童，应该说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品牌。

为形成一个大的宣传格局，我们利用世界红十字日，开展红十字博爱周。今年我们博爱周的主题是“关爱农民共建和谐”，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最容易受损的人群，我们想今后能结合红十字主题，把它变为我们中国的主题鲜明的活动，全国上下都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另外在组建志愿者队伍方面我们要统一全国的标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社会募捐。中国正处于转变时期，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它们都积极争取社会募捐，那您感觉到红十字总会面临资金来源的挑战吗？有无相应政策？

江亦曼：当然面临挑战。确切地说，现在国内社团林立，对我们造成很大压力。捐赠应该是一个自愿的公益行为，有些机构完全靠行政命令去募捐，我不赞成这种强制的行政命令募捐。

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有好的项目，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一个好的项目推荐手册，通过手册向企业和民众推荐我们正在做的项目，这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一个事情。再有一个我们就是想如何便捷公众的小额捐款。去年我们和中国联通等四大运营公司开通了“9993”手机短信募捐服务号码，任何时候群众通过“9993”短信平台，捐一块钱也行，捐十块钱也行，月捐、年捐或者一次性捐都行，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经常性机制，而不是说有灾了，我们才捐。目前看来，国家有灾，我们还是容易募捐到钱，但是发展项目比较难筹款，所以我们想通过这种项目推介方式和短信募捐方式，鼓励群众性募捐，而不是只瞄准某些大企业，因为真正的募捐者应该是广大群众。

另外募捐技巧应该更加灵活一点，比如说我们目前搞的募捐箱、义卖书画作品，还是很有效果的。我们要主动上门，到企业去做工作，企业给我们捐赠后，我们要及时向企业公布资金使用情况，这样企业相信我们，愿意和我们进一步合作。

在募捐方式上也可以多种多样，人家把钱捐给我们，我们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去花这部分钱。我们也可以在企业里设立一个基金，按照捐赠方向，我们和企业共同管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您总是马不停蹄的出现在许多现场，实地考察当地情况，包括您在当国家计生委规划司司长的时候，您也不时出现在实地，有人说您这种扎实作风给红十字总会带来另一种工作状态，您如何看您自己在红十字总会的工作呢？能否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理想愿望？

江亦曼：我的生活经历比较坎坷，我父母都从事教育工作。从家教上，他们对我们是非常严格的。1959年我跟着全家到西北生活，一直到85年才回到北京。由于长期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成长，对农村、对贫困地区，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些贫穷的人去多做点事。

后来我在民政部工作期间，我是社会福利司司长。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大量的所谓“社会边缘化人群”，特别是残疾人，所以在从事社会福利工作时，我还是有比较多的切身体会。后来到计生委工作了13年，因为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国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群众的意愿和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太尖锐了，我们那时候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在农村，所以跑了很多的农村，也知道国家的利益和公民的生育权应该如何平衡。在我离开计生委时，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参与制定了《人口计划生育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既要维护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但是又要保护群众更多的切身利益，不能用强迫命令或者过激行为。

当时我也是新闻发言人，工作很难。我们提出计划生育要优质服务，要关注群众生殖健康，不仅要少生孩子，关键是如何生一个好孩子，关注民众少生孩子之后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回忆我的工作经历，我基本上就是在弱势地区，工作对象就是弱势群体。我本人不喜欢说大话，就喜欢实实在在做事情，原来在政府里工作，现在到社会团体以后，反思政府的确应该在观念上进行改变，转变政府职能。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特别是一些部门，在如何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方面，确实还是有很多方面需要进行改进。

我的愿望就是经过我们这一届执委会、理事会的努力，使中国红十字会能在国内外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红十字会的作用。当然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还是要依靠总会、各地分会和会员、志愿者们，今年我们想把志愿者发展起来，通过五年的建设，我们基本上把组织建设完成了，能力建设上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在国内外大事上，有我们的参与，以后我想在我们的专职人员中间，能吸引到有一定专长、有奉献精神的年轻同志到我们这个战线来工作，这就是我最现实的五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