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启迪未来

度过16年的军旅生涯后，张希林一直计划着去国家体委工作，追寻和实现他热爱体育的梦想。然而，别人的一句话让他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有人听说我要转业了，就劝我到红十字会工作！这可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于是，张希林就主动要求去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在开始红十字工作的第二年，他竟然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大规模寻亲工作的见证者和主要参与者之一。

寻亲工作超负荷运转

浩大的寻亲工作源于1946年6月至1949年9月的国共内战。因为大规模的内战导致几十万人隔海相望38年，这些离散亲人只能把思念之情掩埋心底。

1987年，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始搭建寻亲的桥梁，无数的寻亲信件像雪片般飞抵两岸的红十字组织。

“当时工作量很大，最多的一天曾经拆阅1000多封信函；工作也非常紧张，而且持续了一两年之久。总会的10个工作人员超负荷运转，每天的工作仍然应接不暇，无法完成，只能寻求北京市红十字会帮忙。再后来，我们不得不聘用退休教师、医生和寒暑假中的大学生帮忙，最多时工作人员达到几十人。”张希林回忆往事如数家珍。

那时，两岸之间没有开辟直接联系的渠道。从大陆前往台湾的大批老兵要回乡探亲，都争先恐后地涌向台湾红十字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欧力伟作为两岸的使者，穿梭往返于海峡之间。寻亲的表格通过代表访问北京时捎带过来，再把所收集的信息带回台湾。

张希林回忆，当时所有的登记工作都是手工操作，按姓氏笔划排列摘录卡片，客观上造成了工作进度缓慢。因此，他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怡怛在新加坡开会时讨论了这个问题。

198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资助十万元，帮助购买了一台长城电脑和几台终端机。工作人员对大陆和台湾的资料分别编号，并请电脑专家编程序，解决了不少技术上的问题。

张希林感叹：“两岸的寻亲工作在那几年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工作量大、工作性质敏感。双方都从心底里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我们在海峡两岸架起了一座人道的桥梁。”

开启直接沟通渠道

中国红十字会在改进寻亲手段之后，希望能够进一步发挥红十字会中立、独立的作用，即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取得直接联系。这一构想在80年代后期仍然非常敏感，因为当时国民党全面实行“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和不妥协，极大地影响到台湾红十字组织的工作。然而，90年代一些偶然事件促使两岸红十字会之间开启了直接的沟通渠道。

1990年，时任台湾红十字组织副秘书长常松茂的夫人来大陆探亲旅游，行至宜昌，突发肠梗阻住院。当时常松茂直接向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曲折打电话求助。当晚，张希林与另一同事连夜赶赴宜昌，探望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年9月，北京亚运会即将召开，时任台湾红十字组织会长徐亨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同为委员的何振梁诚挚邀请徐亨来京观摩亚运会。

“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给徐亨先生发送传真，邀请他来大陆开展红十字组织之间的交流。等到亚运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两岸红十字组织也就开始谋面了。”张希林回忆道。

通过这次见面，两岸红十字组织达成了五项口头协议，其中一条就是两岸红十字会直接联络开展寻人活动。从1987年1月到1990年两岸红十字会开始直接沟通，这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收到过几十万封信函。经过归纳整理，个案超过12万例，通过两岸红十字组织的渠道找到亲人的个案大约有2万，成功率为17%左右。

90年代初期两岸红十字组织建立的直接联系，为双方后来签订《金门协议》铺平了道路。该协定旨在遣返那些违反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人。至今这仍是两岸之间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该协议签署的前提，首先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然后是遵循安全和便利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