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的军事化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危险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人道工作者的蓄意攻击已变成普遍现象。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不过，这种对人道主义者的摈弃实际上也是将人道援助纳入政治和军事策略的政策的副产品。一段时间来，这就是被称为所谓的“模糊界限”的争论。 武装力量参与人道活动是不是妥当的做法？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问题不是军队是否能够为人道努力做出贡献；举例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国际人道法有义务疏散受伤的平民。但当援助变成对抗反叛力量的策略时，就会有很多问题。我永远忘不了两年前由驻扎在阿富汗的国际军队发表的一份新闻稿，声称人道援助帮助他们和阿富汗军队打赢了“反恐战争”。

这种局势的发展使得冲突各方和受影响的百姓将所有人道工作者与阿富汗和其领土外的特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联系起来。当人道行动变成以打败一方敌人为目的策略的一部分时，一线救援组织的风险急剧增加。这就是需要我们划清界限的时候。

对安全的担忧一旦升级就意味着人道组织接近某些地点的可能性降低，而在那里可能有急需纯粹人道援助的人群。纵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规模最大的几个国家 — 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或也门—我惊奇的看到，只有极少几个援助机构能够定期接近需要援助的人群并独立行动。一些人也许会在当今的战争中质疑独立、中立和公正的原则。但作为一个在冲突（包括那些由反叛者掀起的冲突）中存在且活跃了近150年的组织，我们知道只有这些原则可以使我们达到、援助和争取保护那些身陷武装冲突的人们。

我们在阿富汗的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活动展示了独立人道行动的价值。从2007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阿富汗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安排安全通道，将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带给阿富汗南部的儿童。这一安全通道通过与塔利班谈判获得，并得到美军、北约军队和阿富汗安全军队力量的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期协助在阿富汗转运伤员和交接释放人质。 此类工作之所以有可能得以实现，唯一的原因是冲突各方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立性，知道它只在严格的人道基础上干预。

并非所有人道行动者都采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原则。援助组织的行为方式各种各样，需要对其不同的做法和影响进行一次诚实的审查。 我注意到援助组织团体的悲观怀旧心理在上升，感叹一个日益萎缩的“人道空间”。可事实上，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没有所谓的事先建好的、受到保护的“人道空间”。

当今的武装冲突旷日持久且支离破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40个不同武装团体或派别交涉。在此种情况下，人道行动所需的空间是一点一滴逐渐筑建起来的：通过建立关系，通过不把所获得的接纳当成理所当然，通过言行一致，通过采取有原则的方式并严格跟进到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相信始终不渝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可以用来构建信任。

虽然这不是人道行动得以实施的唯一方式，但人道组织不可以二者得兼：即今天才要求武装护送至需要援助的人群，第二天就批评同一武装力量未划清人道与军事的界限。这样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这种前后不一致带来更多的理解和信任方面的问题。人道工作者不能只是指手画脚，而把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排除在辩论之外。

就此重大关系，我相信政治和军事决策者严肃对待以下问题是很重要的：即将人道援助变成对抗反叛者的行动的一部分所带来的长远后果。从人道组织本身来讲，它们必须以更加自我批评和诚实的方式来探讨其所做选择的后果，并切实决定它们希望如何行动。如果不这样做，会进一步减弱人道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更糟糕的是会将武装冲突的受害者置于更加孤立和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