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怛与她的中国缘
记者：您为什么从70年代开始就对中国感兴趣？
怡怛：我来自瑞士小城镇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庄。当时除了知道优美的中国书法、孔子外，对中国了解甚少，而我本人好奇心很强。进入大学，我也不知该学什么，经过筛选后，最后我主修中国研究。这的确是我一点都不了解的领域。我父母当然支持我的兴趣，但父亲也不无担忧我的前途，因为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从事中国研究之后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前途。而我就对兴趣着迷，对今后的前途并不在意。
记者：那年是哪一年？
怡怛：1974年。瑞士当时只有苏黎世有大学主修中国，我们在那里主要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文化。1977年我以交流学生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在北京度过了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在当时的语言学院学习，直到第二年二月我来到上海复旦学习中国文学。那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我可以说非常幸运见证了这个变化时刻。到1979年，中国比两年前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有些变化感觉是一夜之间，你突然发现很多人都开始烫发，当然有些很好看，有些并不美丽，但至少表明人们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人们的衣服也是五颜六色，风格各异。
记者：您回到瑞士之后是否找到与中文有关的工作？
怡怛：刚开始时作过一些翻译工作，后来也在公司里干过一些临时工作，但我还是决定利用也许最后的一次机会再做一次与中国有关的事，我开始攻读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1982年我再次回到中国。这次我是在山东济南大学。
记者：那您什么时候开始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
怡怛：我当时在考虑长期工作时，已经考虑在文化或者人道领域工作。1985年我开始申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1986年我成为一名代表。我的背景是文科，我本人不具备商业头脑，不擅长销售；不可否认，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你也要学会销售，但这就是销售红十字原则和观念了，推广国际法，让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处境好点。
记者：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您对中文的驾驭让您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机遇？
怡怛：我不敢说我驾驭中文，但我对中文有些知识，当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正好有立刻用得上中文的机会，因为当时委员会收到不少来自中国的手写信件，他们看到我能看懂这些信件非常高兴。这些信件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寻找自1949年内战结束后杳无音讯的亲人的消息。
记者：那这些人是如何了解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个机构？
怡怛：其实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找到委员会，我想他们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或者香港红十字会找到我们的。从70年代后半期他们开始给香港红十字会写信，香港红会希望与台湾红十字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任何结果，直到红十字国际委员注意到这个问题，委员会开始与双方接触，牵线搭桥。后来我们就在香港设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办事处。
记者：您还记得那些印象深刻的寻人信息吗？
怡怛：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海峡两岸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断裂，家庭离散将近40年，有时他们知道对方的信息也有限，很多家庭成员登记寻找一个人。
记者： 这些寻人信息是不是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里建立代表处？
怡怛：应该说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代表处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1987年我们在香港设立了东亚地区代表处，这是我们当时具体作的一项工作，我们其他的工作和现在北京代表处的工作基本差不多。代表处当时很小，由主任、副主任和我，另外我们还雇用了一些当地雇员。
记者：您当时如何与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台湾红十字组织一起合作完成重建家庭联系工作的？
怡怛：自从我们在香港建立代表处之后，我们的工作也变得容易多了，在地理上我们更接近两岸。开始我们没有意识到即将开展的工作量有多大，因为当时关于这项工作的资料很少，经过那些年后大约有450个左右的寻人请求，所有这些信息都来自大陆，没有一个来自台湾，当时台湾禁止与大陆的任何接触，但我们感觉到台湾方面会发生变化。至今我还清楚地记着这一天， 1987年10月15日，台湾方面宣布允许台湾人寻找他们在大陆的亲人。这一天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台湾以及大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当时我们已经为下一年印刷寻人表格，我想应该给台北2000份表格，给大陆的表格多点。当时我想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结果台湾方面当天发出声明后表格就全部发完，人们已经等了将近40年，他们无法再等待了。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时刻。随即寻人信息很快大量到达，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收到这么多寻人请求。
记者：那你们有限的人员是如何处理如此多的信息？
怡怛：我们在香港办公室发挥两岸之间的桥梁作用，具体寻人工作是由大陆和台湾红十字机构一起完成，委员会拥有跟踪寻找并帮助两岸交换信息的系统跟踪。这听上去比较技术性，但正是这样的系统才使得我们的工作能够排除政治上的因素，简单有效进行交换。
记者：当时有什么样的障碍呢？
怡怛：当时两岸都有这个意愿去做，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没有什么障碍，委员会当时的作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两个红会工作更加简便，当时这两个红会不可能直接接触，对其中任何一方，他们都不可能正式接受对方的寻人表格。当时两边的红会信函只有红十字标识，没有其他任何文字。当时人们也无法直接通信，还有很多政治障碍。开始我们按照传统的日内瓦中央查人局的程序去做，后来发现这个太繁琐，我们就采用一个简单的卡片索引，发现两岸的人们在相互找对方，只要表格填得正确，就很容易对上，所以很多人就是通过他们填写的表格，我们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帮他们联系上。
记者：那你有没有碰上特别让你感动的故事？或者根本意想不到的？
怡怛：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个寻人请求都包含着一个悲惨的故事，他们总是以这种方式开头：“我在寻找我将近一百岁的老父亲。”这就强调了多年来家庭离散的悲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有点为时已晚。因为他们边找边发现他们年迈的父亲或者母亲刚刚去世。还有很多大陆妻子在与他们年轻丈夫分离多年后仍在等候亲人归来，这些丈夫后来在台湾又成家生子，他们回到大陆时家人仍相互体谅各自的处境。有些丈夫都不知他们在大陆有自己的骨肉，从人道角度讲，这让人非常感动。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擅长的那种武装冲突中的应急状况，但这也是多年之后我们可以切切实实做具体工作的机会。由于很多人因为年事已高，所以这是一种人道应急处境。
记者：那你对当时两岸红十字会的合作有什么印象？
怡怛：1987年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台湾红十字确实投入相当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非常愿意海峡合作，我记得1990年当时台湾红十字派出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北京，到1990年底两岸红会已经建立起直接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能发挥的桥梁作用已经不再需要了。在双方允许寻人的消息公布后的当天和最初几个月内，我记得有大量的寻人请求，但两年之后，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得差不多了。
记者：你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里干过哪些工作？
怡怛：我从事离散家庭联系工作纯粹出于偶然，因为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我在这个领域作了很多的工作，后来在斯里兰卡我主要做有关被拘留者的工作，因为冲突中很多人失踪。1997年我又回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泰国曼谷代表处工作，这个代表处当时负责中国事务，所以我有机会再回到中国，与中国红会一起从事国际人道法传播工作。
记者：你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来到中国，80年代你又参与海峡两岸红十字通信工作，你现在在中国工作，亲眼见证中国红会的发展，你怎么评价中国红会的工作？
怡怛：过去十年里，我没有在中国工作，我想他们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从一个相对集中的组织发展到今天遍布全国工作于一线的机构，他们了解红十字的精神。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和中国红会同事的工作也是非常愉悦的，因为他们工作积极性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