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暗夜里的灯盏

人类有时仿佛总要经历一连串的噩梦。我们为什么找不到解决分歧的更好办法呢？我们总是向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在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减轻在战争中的千百万人正在遭受的巨大痛苦。这种认识是人道行动的基础，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方面始终走在最前列。 
  
最恶劣的境遇常常能体现出人类最优秀的品质。那些饱经灾难的人所表现出的尊严与气度、勇气与宽容让人敬佩；尽管可能家破人亡、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然而，他们还在继续与命运抗争，依然憧憬着未来。如果连他们都不放弃希望，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又有什么资格轻言放弃呢？

“人道”与“红十字”

索尔费里诺位于横贯布雷西亚和曼托瓦的广阔平原的边缘，1859年6月，法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恶战。6000多人丧生，30000多人受伤。年轻的瑞士商人亨利•杜南此前从未看到过战场上的情况：到处都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道路上、壕沟里、峡谷内、灌木丛中和田野间，随处可见……在战场上来回巡视，看到伤员们大喊着需要水和帮助。回到日内瓦后，杜南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惨状和伤员得不到救护的骇人景象记录下来，写成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一书。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一些日内瓦慈善家和欧洲统治家族的共鸣。 
  
19世纪晚期的日内瓦，杜南的书被争相传阅，演说、讲座和集会纷至沓来。杜南一时间被誉为诗人、哲学家、文学天才和具有爱心、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的人。由日内瓦慈善家组成的“社会公益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致力于宣扬战争中的人道思想，鼓励往战场派遣医务志愿者，他们佩戴特殊的红十字作为中立标志。 
  
除杜南外，该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一名出色的士兵、一位律师和两名医生。从圣奥古斯丁到让-雅克•卢梭等早期的先驱人物都曾提出制订法律来约束战争行为，而这种计划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慈善理念也从未如此迅速地风行。 
  
1863年10月，来自16个国家及许多慈善组织的代表汇聚日内瓦，讨论杜南的提议。10个月后，即1864年8月，在由瑞士召集的外交大会上，《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一公约）起草完毕。当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各国一致同意签署一项超越国家政府界限的条约。他们承诺遵守战时行为准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随之而来的红十字运动由此诞生。正如5位创始人之一的路易•阿皮亚所言：“使战争更人道是我们的使命—如果这种措辞并非自相矛盾的话……一旦我们表明了对战争的公开反对，我们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行动，齐心协力减轻战争带来的苦难⋯⋯ ” 

1870年７月，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战争给双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但通过这场战争，未来红十字运动的雏形隐约可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往提醒了交战双方各自的义务，19个国家红十字会整装待发，准备提供帮助。 
  
标志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时代真正来到的，是1914年夏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前数年里曾发生了多场冲突、叛乱和战争，包括1899年～1902年的布尔战争、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11年～1912年的巴尔干冲突。每一场战争都磨砺着人道工作者的战时知识和技能。一部战争规则得以起草，并通过在日内瓦、海牙和其他地方的一系列会议和签订的条约而基本确立。伤病员、医院、遭遇海难者和战俘等均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50多个国家签署和批准了《日内瓦公约》。红新月标志作为一项红十字之外的选择获得接受。 
    
1914年夏天，在一战中落入敌手的战俘之多令人始料不及，有数十万法国、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士兵被俘后，其家人强烈要求知道他们的境况，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了国际战俘局。该组织计划以中介角色向各国有关当局转交伤者、死者和被俘者的名单。同时，远程火炮等新式武器的发明也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他们同样需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关心。 
  
进入一战战场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有9名不领薪的人员和一个小型秘书处。几年过去了，战争仍然没有停止，于是委员会开始发展壮大。来自瑞士的退役军官、律师、银行家和大学教师等各行业中勇敢、勤奋而认真的男代表（早期尚无女代表）们奔走于欧洲、中东、北非、俄罗斯和日本的各个营地之间，检查食品和卫生条件、调查投诉、测量营房和床铺的大小及舒适度等等。到1917年，战争已造成了100万人丧生，尽管和平仍然只是遥远地平线上一丝微弱的曙光，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一战阴霾下的成长

停战让参加一战的协约国措手不及。许多国家因四年战争而赤地千里。战俘获释后，欧洲很快到处都是饥饿和因绝望而不顾一切的人。而流感的不断袭来，肺炎和支气管炎的接踵而至，又夺走了大约3000万人的生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在波兰、俄罗斯、奥地利和乌克兰等地之间来回奔波，急切呼吁增加援助，并向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运送救济品和调派医务人员。在援助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到了新成立的红十字会联盟的帮助，尽管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早在1918年战事结束之前，美国就提出了一个设想：模仿拟议的国际联盟建立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救援组织，而不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那样纯粹是一个瑞士组织，其所致力解决的问题不是战争灾难，而是和平时期的灾难性事件，如疾病和饥馑。1919年，主要在美国人的策划下，红十字会联盟成立了，总部也设在日内瓦，其职责比较宽泛，在和平时期从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战时所做的工作。 
  
作为冲突本身，一战本应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尽管根据1928年签署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各国呼吁只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尽管两部新的《日内瓦公约》得以签署，试图解决近期战争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法律上的不足，但是，新的冲突却很快就要来临。 
  
墨索里尼挟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当时称阿比西尼亚）发起的战争，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应对的第一个战争，这次战争重新界定了代表们的工作，并在非洲高原和亚的斯亚贝巴，塑造出了现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形象。与以往的代表不同，现在的代表是坦率直言的人道工作者，他们对事件具有影响力，独立、勇敢而且吃苦耐劳。 
  
20世纪30年代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不是好年景。虽然该组织在制定章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对新的特别关注对象—“政治犯”开始承担起责任。但是，对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或中国的战争所做的调解工作没有收到成效，未能使其停止或减缓，而且在苏联或德国的集中营问题上也没有取得进展。大多数国家虽然签署并批准了《日内瓦公约》，口口声声表示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但实际上仍继续违反他们所签署的条款。 
  
由于没有执行手段，也没有法庭能够对违犯公约的国家进行审判，所以这些国家可以逃脱惩罚。最重要的是，在保护平民这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感到最紧迫的问题上，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尽管平民问题十多年来一再成为许多草案、备忘录、文件和辩论的主题，但直到1939年，平民仍未受到任何国际签署的正式条约的保护。平民如此不受保护，他们随时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 

二战，无法让人信服的道义

1939年9月1日凌晨，纳粹德国国防军50个师穿越德波边境入侵波兰。到9月底，平民沦为难民，政府流亡，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并随后蔓延到五大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 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资源需求。 
  
在日内瓦湖畔的一所房子里，由25名瑞士男女组成的委员会实行战时编制将近一年了。代表们 (仍然均为男性) 被派往各个战区。他们监督战俘营的条件，安排交换患病战俘和遣返重伤员。关于战俘待遇，1929年《日内瓦公约》对监狱的房舍、食品、卫生和温度，以及劳役、投诉和被俘军官的地位等问题做出了一套详细规定。代表们要检查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 
  
二战初期已经带来了200万的战俘，救济品发放需求迅速激增。一套工作模式很快建立起来：各国红十字会和战俘家属准备好额定重量和尺寸的包裹（一般为5公斤），发送到日内瓦，然后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这些包裹转交给战俘本人。大规模的救济物资发放工作开始了，慈善组织和企业或向瑞士发送救济品，或寄去购买物品的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救援行动很快成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行动，代表们不停地忙碌—游说各国政府捐资，在危急时刻向私人捐助者求援，平衡战时每月越来越复杂的账目等等。大型仓库里的包裹堆积如山，一度每周有2000节车皮的物资从日内瓦运出。 
  
人间地狱不止一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的人员非常清楚落入纳粹之手的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的遭遇，但是国际委员会对此无能为力。或者说它为了避免日后正常的战俘营探视活动遭禁而做出不公开抗议的决定，这成为该组织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初，关于纳粹暴行和集中营的消息就以各种形式传到日内瓦。但是，涉及的对象不是军人，而是平民，前者属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后者本质上仍处于《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范围之外。因此，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被驱赶到奥斯维辛、索比堡和切姆诺等集中营被迫害至死，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此却爱莫能助。德国方面通过德国红十字会放话称，平民不关红十字的事。日复一日，各种急切的信件和电报飞到日内瓦，请求给予帮助、提供消息、进行干预，或对事实予以公开曝光，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回答说它对此无能为力。  

《红十字与大屠杀》一书的作者让•克洛德•法韦兹这样写道：“这又让我们想起道义权威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的基础就是这种道义权威和《日内瓦公约》，而且，正是依据这种道义权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必须关注集中营的战俘、被驱逐者以及种族迫害的受害者。然而，该组织所做的援助工作未能让世人相信它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有效地发挥了道义权威。尤其是，它未敢挺身而出为维护这些特殊受害者的利益而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它在有效发挥道义权威方面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在工作方式、分析方法和政治观点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时都与二战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合拍，而二战实际上就是一场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战争。制度和理念受挫，其应对机制的能力方面所固有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二战终于结束了，至少有5000万至6000万人丧生，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有600万之多。百废待兴。战俘需要遣返，国家需要重建，世界各地的失踪者需要追寻，而且《日内瓦公约》急需修订，不但要涵盖有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内容，还要涉及仍未受到保护的平民。所有这些可以—至少暂时可以—把注意力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未能成功对抗纳粹集中营一事上转移开来。 
  
战争结束后不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马克斯•胡贝尔写道：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和平一同到来了，它“反对这种对人类价值观念的摧毁，燃起了人类良知的光芒，光芒尽管孱弱，却将穿透黑暗”。 

救助平民，人道行动的宗旨

在二战中，平民受到逮捕、拘禁、驱逐、饥饿、轰炸和屠杀的现象屡见不鲜。另外，还有其他问题需要考虑和处理。这次现代战争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激烈、手段之血腥，历史无出其右者。红十字标志从未遭到过如此严重的侵犯，战俘也从未受到过如此残忍的虐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二战中崭露头角，因成绩显著，特别是在国际法和救援领域的卓越表现广受赞誉。然而，因其未能大胆谴责希特勒和纳粹党人的暴行及其对这些纳粹暴行所持的态度，该组织也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争论所释放的激情继而加大了修订《日内瓦公约》的紧迫感。其中，当务之急是把软弱无力的1934年《东京草案》转化为一个严格的、有约束力的平民保护协定。经过激烈讨论，为平民、内战受害者和战俘提供保护的4部新公约最终于1949年夏末得到批准。所有都旨在应对战争的挑战。这些公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是“杜南们”所不能想象的。4部《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被普遍视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性的法律进步。这表明缔约国实际上同意，从此以后针对本国叛乱组织所采取的行动须受国际人道法规制。 
  
二战也并未让和平拉开序幕。就在新《日内瓦公约》起草之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耶路撒冷、朝鲜半岛、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地球上的战火并没有绝灭的迹象，还需要很多红十字代表。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一项编纂工作悄然展开，这就是此后被称为红十字基本原则的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七项原则。 
  
酷刑是“一场感染了我们整个时代的瘟疫”，也是一个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重要关系的问题。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的有关公约，免遭酷刑被视为人类不可让与的基本权利之一。当阿尔及尔之战正酣时，1957年的前几个月，法国伞兵用电棍对可疑人员严刑拷打。这些伞兵对电棍使用娴熟，直到一名法国官员向《世界报》透露了消息，伞兵的野蛮行径才最终得到抑制。 

冲突似乎永无休止，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适应现代世界需要而进行变革的是比夫拉战争，即比夫拉州试图脱离尼日利亚联邦的战争。在比夫拉战争中，随着新的救援组织大量涌现，宣传和公关进入了人道领域。 
  
1960年，尼日利亚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但是这并不预示着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尼日利亚对发动政变的伊博族军人聚集的比夫拉地区实施封锁，不久就爆发了饥荒。到1967年年底前，我们从照片上看到了瘦骨嶙峋的儿童们，有的肚子肿胀，脑袋显得很大，肋骨一根根凸出着。媒体开始关注比夫拉的情况，记者们发表了更多的报道和照片。饥饿成了双方都竞相利用的政治武器。封锁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发放救援物品时所面临的困难更大了。在饥荒、疲惫和尼日利亚联邦军优势等因素的联合重压下，比夫拉人的抵抗瓦解了，这场战争成为非洲历史上被宣传得最多的战争。 
  
比夫拉战争催生了许多新的相互竞争的人道组织，而且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此类组织还在增加。这场战争还造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的分裂。该组织的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医生不认同该组织的保密规则，分离成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应对大规模战时（特别是内战中）灾难的后勤问题成为了所有人道思考的核心，并共同认可了“救助平民是应对现代战争之人道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宗旨。  

人道的新“技能”

20世纪70年代还是这样一个时期：一些冲突年复一年地继续着，战 争使人类长夜漫漫，看不到和平的曙光。人道援助行动不断扩展，以应对世界上仿佛永无休止的战争。经历了比夫拉冲突和其他混乱复杂的现代战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度过了一个四面楚歌的时期，成为举足轻重的救援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开始探视被拘留者，为房屋被毁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修复供水系统，并设法保护深受似乎永无休止冲突之害的平民。 
  
1974年，国际红十字运动决定开始再次对人道法进行修订。来自121个国家和11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聚集日内瓦，从“正义战争”的性质到“自由战士”的定义，会议讨论了包括核武器、报复行为、“比例性”、对文化财产和礼拜场所的保护等数千个问题，最后产生了两项新条约和许多重要程度不同的新规则，并将解放战争划入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范畴。 

1978年年末，印度支那的形势再次恶化，越南对柬埔寨发起进攻。柬埔寨战争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带来了最为深刻的变化，重新确立了该组织在共产主义国家心目中的公正形象。针对幸存者和泰柬边境收容所中的难民所开展的救援行动进行得极其艰难。参与这次救援行动者有坚定的政党领袖和众多的人道组织 (最多时有37个国外救援机构在柬泰边境工作)，行动中还发生了许多竞争。但是，救援行动启动速度之快令人赞叹。似乎一眨眼的功夫，卡车、蚊帐、食物、药品、牙刷、纸笔、毛毯、帐篷和衣物等便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这个遭受了红色高棉4年血腥统治的国家。尽管救援行动经常受到政治公平问题掣肘，但是，到1979年年底，食物、药品和各种物资成功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比夫拉冲突让人道界开始面对竞争、政治和媒体相互交错的状况。人道组织在柬埔寨学会了新的技能。

不再确定的安全感  

世界上的战争好像就没有停止过。国家之间的“老式”战争或国内战争，还有长期的反殖民战争，都造成了大量贫困而无助的难民不断逃离、流散，不断有关于罹难、伤残、屠杀和人员失踪的消息、报道。
 
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而且异常残酷。一开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相信会获准开展惯常的战时行动，于是开始登记战俘的名字，出具情况报告，遣返双方的重伤员。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伊朗和伊拉克都无意遵守《日内瓦公约》。战争开始还不到一年，大量的战俘被隐瞒不报，代表被拒进入战俘营，被俘士兵被处决，城镇和村庄到处都是遭到轰炸的平民。有报道称，伊拉克人折磨和残杀战俘，伊朗人对战俘强行洗脑，伊拉克的化学工厂在生产芥子毒气和神经毒剂……在这场长达8年的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三次罕有的公开谴责，谴责交战双方屡屡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此乃红十字不得已而为，因为此前的所有谈判都失败了。
 
正如当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艾所说，各国的口头意向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到战争结束时，据说有100万平民和士兵死亡，且有数千人下落不明。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尽成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然递送了1300万封家书。鉴于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人道组织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代表们的谈判技能高，游说能力强，并在政府、叛军和军队面前影响力大。比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早期都是瑞士男性，后来也开始从其他国家招募越来越多的代表。直到二战后很长时间，代表们在履行职责时一直感觉是相对安全的。代表们经常单独或两人一起行动，在激烈的战斗和在枪林弹雨中穿行。使他们感到安慰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红十字臂章和车辆标志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红十字界开始产生一种人身威胁感，此后这种感觉从未消失过。在莫桑比克，两个代表和一个当地雇员被杀，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曾有工作人员被绑架。此后，人们意识到红十字标志不再是安全的保证，反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这时，各个人道组织深切感受到，此事预示着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个人自由将最终战胜暴政。然而，这种感受并没有持续多久。

通向未来的人道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额手称庆者的兴奋和乐观还没持续多久，就烟消云散了。期望中的世界新秩序并没有成为现实。来自前苏联的武器开始大量流入市场，在非洲激起了新的冲突，而且不久在欧洲也爆发了冲突。车臣冲突让人道组织不胜负荷……

索马里内战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进行了武装“人道干预” (即发放救济物品由武装人员保护)，他们被迫接受采取一种与往常不同的做法，即雇用2600名保镖保护其代表、车辆和仓库，这样才能保证正常职责的履行。因为“几乎每个身上有枪的人都没有听说过《日内瓦公约》”，人道援助的可行性不得不进行再评估。

几乎与此同时，来自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卢旺达等地的挑战也在不断升级，人道组织的代表被拒进入的战俘营中，“种族清洗”成了战争词汇，国际人道法屡被违犯而违犯者毫无歉意。就像一个代表所说：“我们当时总在想：不会再发生比这更糟的事情了吧。而后来更坏的事却还是发生着。”人道援助成为危险而无力量支点的尴尬行为。

尽管处于危险境地，“人道”并没有被湮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持续寻找失踪者，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到达斯雷布雷尼察前逃离这里的5000名穆斯林，和部队到达后被逮捕的其他3000人。经过数周和数月的艰苦工作，代表们整理出了16000名失踪人员的档案，但其中能够找到下落的只有1000人。

对于人道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压力并没有阻碍他们的工作。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现优异。参加战斗之前，参战方已长时间接受关于《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的指导和教育。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代表们来说，所有那些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的技能以难得再用的方法得到发挥。代表们探视战俘，清点战俘人数，并安排交换战俘，同时转交家书。平民伤亡被控制到最低。

地雷的清理工作也是人道工作之一。二战后埋在地下的４亿颗地雷潜伏着，随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并贻害后代。失去肢体的儿童让经历战争的人也不忍卒睹。尤其在阿富汗，那些战争遗留物大多集中在田野和牧场、道路上和居民区，以及灌溉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在喀布尔建立的阿里阿巴德肢体安装和康复中心很快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大的肢体康复设施。他们着手开展一个规模庞大的项目，帮助在战争中受伤的人。服务内容从小额信贷计划到肢体康复，应有尽有。排雷是一项极其缓慢而危险的工作。幸运的是，未爆地雷所造成伤害的严重性难能可贵地把国际社会联合在一起。

关于地雷问题，各非政府机构成立了一个联盟，有来自人权、人道、法律和医疗等领域的350个组织加入进来，最终促成了《渥太华公约》的达成。该公约禁止生产杀伤人员地雷并要求销毁现有库存地雷。

告别战乱频发的20世纪，新世纪的人道工作已经开始显出新的局面，也面临更多的未知和挑战，急救、保护、开发、教育、培训，以及为了应对不断开发出来的高新尖端武器制订新的法律都成为“人道”的工作方向。我们可能尚无法拒绝因贪念而起的人为灾难，但是可以凭借良知和法律的力量，让它所寄予的整个人类的理想之实现不再遥远。

国际红十字运动全称“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三部分组成。国际红十字运动以弘扬人道主义为宗旨，以动员人道的力量，改善易受损人群生活为目标，以“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七项基本原则作为行为准则。红十字运动的箴言 是：“战时行善”和“通过人道获致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