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标准化时代扩大法医学的应用范围

人道法医行动

2021年7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就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遣返和移交工作发表声明：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在联合搜寻、发掘、鉴定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

该声明反映出2003年将法医学引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专业技能组合的动机，即：履行人道职责，并以各国之间务实合作的精神，减轻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所造成的长期持续的伤害，并满足受影响民众的需求。一般普遍认为该学科用途范围窄，仅支持刑事调查，但上述两例就表明法医学的应用领域远不止于此。尤其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目睹，无论是在难民营，在持续的战争中，还是在流行病死者埋葬地、医院停尸房、偏远村庄，甚至在高校课堂，法医学在各类人道工作中的社会化程度和利用程度均不断提高。正是这一思想和实践的演变，促使本期《法庭科学研究（英文）》特刊出版。

穆恩（Moon）[2]有效地追溯了法医实践"对其常规解释的背离"，即对刑事调查的背离（第40页）。然而，就她关于法医学在人道领域的应用与传统法律层面的应用截然不同这一主张而言，将"法律"一词替换为"司法"，表述才会更为准确。另外，穆恩提出法医学"转向人道主义......挑战了法医学历来"对法学"的从属地位"（第 40 页），此种定性观点也值得考量。她认为法医学在人道领域的应用挑战了传统的目标等级（例如，优先对高级军事和政治人物进行刑事审判），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本期文章非常清楚地表明，法医学在人道领域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地方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为基础和框架。因此，不应将法医学在人道领域的扩大化应用视为"将法医学与其母学科——法学解绑"（第46页）。

将法医学应用于人道工作，需要将主要受益人的需求置于核心；这会改变调查的方向，从而使具体需求由主要利益相关方来确定。达哈尔（Dahal）[3]在本期杂志中就尖锐地指出，现有的法医规程可能与受害者家属的实际意愿和需求并不一致。

在应用领域不断拓宽的同时，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通过发展技术、制定规程和标准，法医学也在不断进步 [如4-7]。

于是就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方面，标准化和认证工作在规制工作方法和解释标准方面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规程；而另一方面，法医学的应用领域扩展至人道工作[8]，则拓宽了应用法医学的使用环境和活动类型。人们可能会误以为二者的作用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在20年前，谁会想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个严格意义上中立的人道组织——今天会雇用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经验丰富的法医遗传学家、口腔学家、病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死亡调查员？常常援引但又难以定义的"普遍标准"如今是否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理想？

本期有多篇文章探讨了通过法医学可实现的不同目标之间所存在的潜在矛盾或相容性[9, 10]。树立更宽广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如何运用我们借助法医学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受到一定的环境背景因素的支配的。法医科学家在工作中必须注意到：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固然可以完成宏伟目标，并确保以高标准进行记录、分析和解释，从而产生精准的结果；但他人对这些结果的处理方式，是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科学家群体承担的重任就是确保在各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都能出色完成，并能服务于不同目标，即使存在直接限制（如武装冲突正在进行），影响了得出法医分析结果的能力和意愿，也应如此。考古学界常说，考古的过程是一个改变现场环境、物体、人类遗骸及其空间关系的破坏性过程，因而必须一步"到位"。对于死亡现场记录、灾难中的遗体管理、临床法医检查和尸检而言，这句话也同样适用。

标准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格认证不断发展是人们非常乐见的，但此类进展往往只集中在法医系统和基础设施非常完善的地区。只要法医技术和技能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情况，此类标准在更大范围内的采纳和应用就会受到限制。但幸运的是，正如康求恩（Congram）等人[11]所指出的，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有时存在夸大现象，以为要最迅速地获得最精准的结果，就必须使用最新的技术。但在有些情况下，只需两把卷尺、两个空间参考点和基本的几何学知识，就可与最先进的激光扫描仪有异曲同工之效（而且前者还无需电池）。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对技术发展不屑一顾。许多国家都会选出一名"无名士兵"，为其设立纪念碑，以此代表数百万在过往冲突中尚未被找回的身份不明的士兵[12–14]。现如今，得益于法医学的进步，找回过去及当代战争中的死者遗骸，并鉴定其身份，已经越来越具可行性。随着对法医学在这一领域可发挥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开始看到其他国家也在致力于这项事业。

在《法庭科学研究（英文）》第二期中，维埃拉（Vieira）和沈敏（Shen）[15]指出，他们希望该杂志能够成为传播法医学界最新进展的论坛，同时"也为在尤为艰难的情况和环境下提供法医服务的人员敞开大门，令读者了解他们的现实处境、痛苦和想法"（第1页）。这一愿景所表达的迫切希望，以及本期文章尤为突出体现的是，要想有效地利用法医学来减轻人类的痛苦，我们就需要清楚知晓如何做到这一点。正如康求恩等人[11]在本期文章中提到的，"不伤害"原则通常是对现实的过分简化。尸体发掘和尸检会令遗属十分痛苦。对受害者遗体进行伤坏性取样可能是科学鉴定所必要的，但却与关于死者及其对待方式的文化信仰相冲突。这些关于死亡和死者的信仰和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有天壤之别[如16, 17]，而这种差异又会对标准化和法医规程产生影响。但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因此感到沮丧，而是应审慎研究如何调整法医规程，使其适应特定环境和具体需求。

本期特刊的供稿人来自世界各地，探讨了多种主题，令我们颇感兴奋。我们相信，这表明法医学应用于人道领域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共鸣，并得到认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各篇文章所涉领域颇为广泛，且涉及不同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但无论是介绍在条件受限的环境中使用开源软件的创新技术[18]，探讨积极的家庭和社区参与[3, 9, 11]，还是倡导更好地展示利益相关方关怀的模式，抑或呼吁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共同问题[10, 19, 20]，所有文章讨论的种种方法或模式均有助于促进保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尊严。我们相信，法医科学家从事他们的工作，正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而本期《法庭科学研究（英文）》特刊中的文章则体现出，我们更加热爱的是运用科学来帮助人们。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2022年7月5日访问，见：http://www.mva.gov.cn/sy/zt/dbphg/index.html。
[2] Moon C. Extraordinary deathwork: new developments in, an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forensic humanitarian action. In: Parra RC, Zapico SC, Ubelaker DH, editors. Forensic science and humanitarian action.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Ltd; 2020. p. 37–48
[3] Dahal S. Letting go and saying goodbye: a Nepalese family's decision, in the Ethiopian Airline crash ET-302. Forensic Sci Res. 2022;7:383–384.
[4] 《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第二版。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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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法医学科学领域委员会组织（OSAC），2022年7月5日访问，见：https://www.nist.gov/organization-scientific-area-committees-forensic-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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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odríguez Almada H, Borches Duhalde F, Iglesias Salaverría V.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forensic action: the experience of Uruguay. Forensic Sci Res. 2022;7:37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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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l-Dawoody A, Winter KA, Finegan O.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management of the dead under Islamic law. Forensic Sci Int: Reports. 2021;3:10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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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ahal S, Kumar Chaudhary G, Raj Maharjan M, et al. A dental perspective on the success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 response to the Nepal earthquake. Forensic Sci Res. 2022;7:366–370.
[20] Goldstein J, Moe ME, Wiedenmeyer EL, et al. Humanitarian action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in the ethical stewardship of unidentified forensic cases. Forensic Sci Res. 2022;7:358–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