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代价

帕特里夏·莱德尔*

南希出事时只有14岁。

那天，她吻了妈妈一下，就出发去找朋友复习功课了。那是玛尔塔·蕾巴尔多（化名）最后一次见到她。

一通未接来电本可能为南希最后的下落提供线索。

蕾巴尔多在墨西哥一家进出口工厂工作，是12小时倒班制。事发时她正忙着上班，没接到电话。她在想："如果我接了电话，是不是就能避免她失踪呢？我也不清楚。"

今天，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已经45岁了，那通未接来电依然让她难以释怀。墨西哥持续不断的女性谋杀惨案又多了一名受害者。30年来，已有4.4万名女性遇害。

据墨西哥政府统计，2015年每天有七名女性遇害，这还不算数以万计像南希那样失踪的女性。

现在，蕾巴尔多每天早上都会送两个女儿上学，下午接她们放学。她们去见朋友的时候她会如影随形；她们逛街的时候她也寸步不离，这让女儿们很尴尬。虽然两个女儿都已经十几岁了，但就算过条街去街角便利店，妈妈都会跟着，绝不让她们落单。

然而，这份警觉代价"高昂"。蕾巴尔多一边决心保护两个女儿，一边还要为寻找失踪的女儿在警察局、停尸房和地区检察官之间疲于奔走，这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最终，她精疲力竭，辞去了工作。

银行收回了她的房子，她的存款也蒸发了。她怕女儿们会像她一样挣扎求生，甚至混迹黑帮。过去大女儿一直都保护着妹妹们，警告她们不要被小混混的甜言蜜语所迷惑。想起这些令她十分伤心："南希失踪了，我的世界都黑暗了，我们都没有盼头了。"

贫困推手

类似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已经不计其数。根据专家统计，性别暴力不仅会摧毁家庭，动摇社区的根基，还是贫困问题的主要推手。除了给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留下身心创伤，性别暴力还会波及当地社区，破坏社区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

甚至在相对和平时期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中，家庭暴力也是国内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

"南希失踪了，我的世界都黑暗了，我们都没有盼头了。"
玛尔塔·蕾巴尔多的女儿在去见朋友的路上失踪。

智利政府一项研究发现，家暴给该国造成的损失价值15.6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而这仅仅是以受害女性的工资来计算的。据估计，在美国，由亲密伴侣针对女性实施的暴力每年都会造成超过58亿美元的损失。虽然这些数据大多围绕家暴，但研究表明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都与偏低的国民生产总值息息相关。例如在南非，毕马威（专业咨询和审计公司）研究员估计在2012年到2013年之间，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导致该国损失0.9%-1.3%的国民生产总值，且研究者声称这一数据很可能被严重低估。拉丁美洲针对女性的谋杀案件和性别暴力位居全球之首，经济损失更是巨大，不仅导致家庭被毁，甚至迫使人们背井离乡。

这类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影响，甚至在"北方"——美国都能感受得到。2016年，美国西南部出入境管理局羁押了7万多个家庭以及近6万名无人陪伴的儿童。监禁、家人重聚和寻人、遣返以及食宿的费用都是天文数字。

痛苦：无形的损失

研究和政策很少反映其他 "无形的"损失，如痛苦，或可能影响儿童未来经济能力的心理创伤；更不会去计算跨代的损失，比如儿童因目睹极端暴力、母亲被谋杀，或因父母害怕其受到性侵、强奸及（或）谋杀而令其退学从而失去的收入机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性别暴力问题顾问普里延卡·巴利亚（Priyanka Bhalia）表示，这些要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至今还很少有国际组织、政府或教育机构开展此类研究。

她说："性别暴力影响社区的方方面面，有心理影响，也有经济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严重到需要警察介入或导致医疗费用，那就可能会毁掉一个家庭。"

巴利亚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羞耻和沉默意味着受害者和她们的亲人会选择不立案，也不就医。如果他们生活在极端贫困、存在人道灾难、政府不力且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高发的国家中，情况就更是如此。

巴利亚说："国际组织的问题是我们很少看到性别暴力的长期影响。"一般而言，大多数国际救济和发展项目很少会持续开展5年以上。

她指出："性别暴力的经济影响会随时间流逝而显现出来。除非你在一个社区工作时期较长，并且不断回访，否则根本看不到这个影响。"

"性别暴力影响社区的方方面面，有心理影响，也有经济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严重到需要警察介入或导致医疗费用，那就可能会毁掉一个家庭。"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性别暴力问题顾问普里延卡·巴利亚

紧急局势雪上加霜

同样，在遭受自然灾害或其他危机影响的地方，通常都缺乏有关性别暴力频率的可靠基线数据，所以在震惊之余，很难确切知道暴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紧急局势造成的贫困会加大性别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和影响。

根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015年出版的全球研究报告《眼未见耳未闻：灾难中的性别暴力》，"灾难导致经济压力增加，似乎会激化家庭矛盾，增加性别暴力"。

报告随后提到，灾后应对（或不应对）贫困的方式也会造成影响。在灾后环境中，"由于缺少经济来源，身处凌虐关系中的女性往往不得不与施虐者继续保持关系。"

贫困和绝望可能也会迫使许多女性未成年就出嫁或进行性交易（以获得金钱、食物或保护），并且更容易落入人贩子之手。另外，对于帮助女性的项目，"筹划和实施必须谨慎，因为新的经济机会可能会使女性面临新的风险（如，为了新工作，她们需要跋涉一段路程）。"

虽然外部观察者往往不易察觉性别暴力，但该报告敦促人道组织和政府部门假设这类行为正在发生，并基于此假设开展相应工作。许多救济组织，包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各组成部分正在做出更多努力，确保其开展的应急工作中包括保护民众免受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伤害。

例如，在飓风来临之前，海地红十字会利用广播、电视和手机短信服务告诉人们如何应对飓风，同时提高预防性别暴力的意识。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塞内加尔卡萨芒斯的女性通过生计项目（捐赠谷物研磨机、种子和农具；支持建立果蔬园并提供培训等）减少了遭遇性暴力的风险。这些项目使她们无需常常离开村庄去寻找食物，从而避免成为袭击者的猎物。

要做的工作日益增多，以上仅是其中两项。2015年12月第32届国际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使这两项工作得到全球支持。该决议特别谴责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尤其是灾害和冲突期间的性别暴力，并呼吁国际红十字运动组成部分和各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应对这一问题。

但是这类援助、保护和预防工作更主要的动机还是保护受害者的健康和福祉，而不是经济影响或对社区的恢复。

不过，针对援助女性的小额信贷项目开展的大量研究显示，这类项目在贫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性暴力幸存者常遭到家族和社区的排挤和歧视，帮助维护她们的尊严并重新谋生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有助于帮助她们康复并最终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

如果女性因恐惧而不敢离开家或只能关注亲人的安全，则无法兼顾耕种、抚养子女或提供子女所需的爱、支持和保护。在紧急局势之后，保护女性对维护每位女性的生命权和尊严，以及对受影响社区的完全恢复都至关重要。

冲突绵延不绝，城市地区的暴力日益根深蒂固，再加上气候变化导致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女性对社区恢复的贡献往往被忽视，或者像玛尔塔·蕾巴尔多的女儿失踪那样，被"抹杀"，这会伤害我们所有人。

（帕特里夏·莱德尔，作家，编辑，常驻阿富汗喀布尔，曾对性别暴力进行过广泛报道。她与瓦莱丽·M·赫德森（Valerie M. Hudson）合著的新书《希拉里主义：性别与美国外交政策》（The Hillary Doctrine, Sex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近期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