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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上次见到她时,她只是发烧而已。”

来自埃博拉疫情一线的报道

扎瓦迪(Zawadi)蜷着身体,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看着她如此难过,我的心也仿佛被匕首刺中一般。五个身着黄白塑料防护服的人刚刚带来了一具尸体,那是她家里的一位女性长辈。

此刻我身处刚果(金)北基伍省布滕博的一家埃博拉治疗中心。这里的一切都是经过消毒处理的。在真空般的无菌环境中,痛苦显得愈发尖锐。一名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拉开了裹尸袋,露出了老妇的面容,哭声划破寂静。为了给扎瓦迪的家人留一些时间与逝者独处,大家相继走出房间。一名同事在经过我时悄声言道:

"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做到淡然面对。"压抑的情绪在听到这句话后失控,感受到死亡的寒意和离别的痛苦,我的眼眶渐湿。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员工,我已经在冲突地区工作了六年多,目睹过流离失所者艰难的生活;埋葬过身份不明的尸体;亲历过枪林弹雨在耳边呼啸。

但这是我第一次在疫区工作,这里还是一个冲突地区。此前我并没有对眼前的状况有更深入的理解。

直到扎瓦迪失声痛哭,我忽然意识到,在PPT文件上看到的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实实在在的人,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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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基伍省,贝尼,刚果金红十字会志愿者在洗手,以防止可能的传染。 Photo: Leskinen, Hanna/ICRC

2018年8月,北基伍省正式宣布部分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这个位于刚果(金)东部的省份已经被连年的武装团体袭击、绑架和恐袭事件搅得千疮百孔。

世界卫生组织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应对行动以控制病毒的传播。在这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一切看起来似乎平静如常——然而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平静表象下的焦虑。

所有的旅馆都被预定一空,一个又一个洗手站相继出现。每个人都需要用氯化水洗手,然后再通过红外人体测温仪测量体温。我的手很干,常常闻起来就像儿时的游泳池。鞋底也一样需要时不时地被喷一些消毒剂,以至于我的裤脚看起来像被刻意漂染过,颇具嬉皮士风格。洗手液无处不在。

为了维护严苛的无菌环境,人们的生活也相应受到限制——每个人都要遵守"无触碰"原则。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体液传播,包括眼泪、汗水、精液、血液。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不与任何人接触。永远。我们不握手。亲吻或拥抱?想都不要想。只有非常亲近的人之间才会相互碰一下肘部问好,这也是极限了。

在25天里,我小心翼翼地不与任何人接触。社会生活的缺失让我觉得自己从里到外开始腐朽。 如果这种"无碰触"原则让我都觉得如此难受,就更别提那些逝者的家属了。

扎瓦迪的眼泪让我明白,在这里,人们需要通过悲恸的哭泣和哀嚎表达对逝者的爱和分离的痛。

然而埃博拉正迫使人们改变表达悲痛的方式。

按照当地葬礼习俗,家属需要伏在逝者身上痛哭,为逝者装扮,以及完成其他一些需要和遗体接触的仪式。但扎瓦迪的家人将不能举行任何一项仪式。他们只能隔着一层透明的塑料布与周身洒满氯粉的亲人尸体告别,然后尸体将被装入裹尸袋,放进棺材,由身着"吓人的"防护服的陌生人埋入土中。

他们上次见到她时,她只是发烧而已。家人以为她可能得了疟疾。随即她被转移到埃博拉治疗中心。再见到她时,人已被装进塑料裹尸袋。整件事对扎瓦迪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令人费解,难以接受的沉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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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并不是所有被送到治疗中心的人都会死去。只要在早期症状出现时及早住院治疗,患者是有可能被治愈的。这些康复的患者被人们称为"胜利者",或者"人生赢家"。玛朝兹(Machozi)正是其中之一。这名埃博拉疫情的幸存者,如今在帮助我们向村民宣传防护知识。

每周,他都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教堂、学校和市场里,向当地人讲述有关埃博拉病毒和治疗中心的情况,帮助民众消除对疫情的恐惧。要当着众人的面阐明疫情的严重性并释清谣言并非易事。他的所作所为十分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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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滕博镇的维格霍莱(Vighole)区,玛朝兹在当地的一个教堂中向居民宣传埃博拉治疗方法。 Credit: Bashengezi, Paulin/ICRC

"不,这些外国人不是为了偷我们的器官而来。不可能,你光靠传统治疗方式是治不好埃博拉的。是的,一旦出现症状,你需要尽早到中心接受治疗。不,他们是人道工作者,不会从死者身上牟利。"

由社区领导,宣传员和心理学家组成的工作队正努力纠正当地民众对疫情的错误认知,尽力让他们相信抗击埃博拉需要认清谣言摒弃偏见,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需要专业治疗。

抗击传染病并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应对当地的冲突局势,我们已经在布滕博与贝尼开展了8年的人道救援工作。

随着埃博拉疫情的爆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也加入抗击疫情的国际应对体系中,充分运用了他们在安全且妥善地掩埋遗体方面的专业技能。他们与刚果(金)红十字会协调运作,收敛并遵照非常严格的程序处理遗体,以保证不会出现进一步感染和扩散。

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通过我们对当地状况的了解以及与当局的联系,确保所有人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展开应对工作。

我看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车载着遗体离开。扎瓦迪的家人一边痛哭着一边走出门外。

与此同时另一辆车驶来,车上所载的棺材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最小的。这是一个只有两周大的婴儿。她发病后被祖母藏了三天,于昨晚死去。

她的妈妈在四天前同样死于埃博拉,可家里人始终不相信。对这个小小的婴儿来说,即使是儿童专用的裹尸袋,还是太大了。卫生员拉开拉链,我看到了她的小脸,脑海中不由地想到了我的家人和朋友。

彼时,我强烈渴望着能回到家,与亲人相拥,彼此呵护,用爱,而非防护服。

塞利娜·德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