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面孔

 上万名志愿者怀揣着勇气和同情，直面世界上最大的杀手之一。但是这足以遏制埃博拉疫情吗？

斯曼·塞萨伊并不知道他是怎么被感染的。这位37岁的男人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达塞拉利昂凯内马的国际联合会 (IFRC)急救治疗中心的。从他在弗里敦的家开到这里，足足花了5个小时。

他能记起的是有几位红十字工作人员迎上前来，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保护装置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我很害怕，但是他们对我很好。"塞萨伊回忆道。他是此中心的第二例埃博拉确诊病人。

 塞萨伊抵达时昏昏欲睡，他目光呆滞的样子是这个致命病毒感染者的典型特征。当时，这种病毒已经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夺去了近2800条生命。这三个国家是最先受疫情暴发影响的。(在这篇文章发表时，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100人，其中包括尼日利亚的8名死者。)

 在两周的疗程中，塞萨伊亲眼目睹11名病友被带走埋葬在新挖的墓地里。此间，他逐渐复原，变得越来越强壮。"他们跟我说话，还给我药和食物。他们照看我并帮我恢复。"塞萨伊说，他以买卖垃圾为生。

9月底，在他的两次血检都呈阴性后，塞萨伊成为了IFRC中心第一位埃博拉幸存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幸免于难，而其他人不能。"他说，"但是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家。"

“我的第一周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在生死、期盼、悲痛、疼痛和快乐中穿梭。当我一抵达凯内马和 急救中心，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监督四起葬礼。”

阿宁厄·孔盖尔夫
挪威红十字会的社区卫生代表，于9月和10月在塞拉利昂的凯内马

同一天，一位名叫卡迪娅图的11岁小女孩也被告知不再携带埃博拉病毒，她也是第一批抵达凯内马治疗中心的患者之一。因为卡迪娅图一直在高危地区，她按要求经过了"快乐淋浴"(一次氯气洗浴，随后加上一次普通的肥皂淋浴)，以去除所有潜在的病毒。她受污染的衣服被销毁了，换上了干净的新裙子和新拖鞋。

塞萨伊和卡迪娅图的故事带来了一线希望：人们可以经过治疗战胜埃博拉。但是在这个无情的病毒面前，这样的故事简直是凤毛麟角。现在还没有治疗方法，而这种病毒对内脏器官的袭击极为凶残，受感染的人基本上是内出血致死。

早期的症状类似霍乱—头疼、发烧、腹泻、呕吐—这些症状也是疟疾或食物中毒的正常反应。但是大部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只能活几周时间。许多都未能赶到治疗中心。对于几乎所有的能赶到治疗中心的人来说，他们最后看到的人类形象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在白色防护服下的陌生人。

甚至连塞萨伊幸存的故事也不能说有一个完全幸福的结局。"我很高兴能活着离开，但是我的妻子和三个月大的双胞胎儿子都死于埃博拉。我只剩下一个13岁的儿子了，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事。"

人道面孔

 尽管被罩在"个人防护装备"之下，但这里的医疗工作者堪称是人道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极其残酷的疫情暴发。(个人防护装备是连体衣裤、靴子、护目镜和橡胶外科手套的专业统称，组合在一起就像是奇怪的登月服。)

这个离奇的装扮使得医疗人员可以为患者提供最大的生还机会。28岁的社区医院护士小布里马·莫莫杜就是其中一员。尽管保护服在他和他的患者之间设置了这样一层障碍，但他尽其所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们这里有些患者情况非常稳定，"他说，"他们能够为自己接水，可以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他们能讲一点话。但也有一些非常虚弱的病患。他们任何事都不能自理。吃东西很困难，就连喝水都很困难。"

"我给我的病人喂食，因为他们需要能量，"他继续说道。"由于一些病人身上被大小便和呕吐物弄脏，我给他们在床上擦洗，这样他们能感到清爽，可以更健康。之后，我给他们换掉弄脏的衣服。"

在高危区工作的间歇，他才能摘下面具，顺畅地深深吸入新鲜空气，露出他在防护服里捂了45分钟的脸，上面闪着粒粒汗珠。他说："我在外面坐坐，至少有点新鲜空气，抓紧时间休息，这样我才能足够健康回去服务好我的患者。"

莫莫杜等护理人员的健康对于遏制这个快速蔓延的疾病来说非常关键。但是这是一项极度危险、困难、充满压力、耗竭情感的工作。在这里接受采访的大多数医务人员都说他们感到安全，因为穿着防护服，从头到脚都受到保护，而且他们遵循应有的操作程序。

"高危"区

但是危险又是那么真实。埃博拉病毒不是通过空气传播，却可以通过与患者体液直接接触传播。因此医疗人员的皮肤永远不能暴露在患者的可触范围，包括咳嗽、打喷嚏、汗滴或呕吐物——甚至都不能碰自己的手套。

如果注意到高危区工作人员的防护服有小裂口，他 (她) 要立即离开治疗区，脱下防护服，并接受含氯化学消毒剂的多次重复喷淋。

最大的危险之一来自于他们日常使用的一样物品：用来取血样的针头。采集病人的血样是一项常规工作，他们采血时萦绕在脑中的是培训期间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事实：在埃博拉治疗区内被感染针头扎过的医疗工作者存活率为零。

因此，最细微的错误动作都会是致命的。因为在这个环境中，能见度受限，要争分夺秒，再加上病人又不是总能控制他们的动作。所有的程序必须要慢慢来，且要极度谨慎。

很多本地和国际的医疗工作者在这样的环境工作时已经感染了埃博拉，许多因此而丧生。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病毒的威胁下，医疗工作者时刻监控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甚至最轻微的头疼脑热也会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焦虑。

面对恐惧

“我并不介意人们会说什么，因为我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我的第一基本原则是人道。我这样做是因为人道。我希望挽救我的弟兄姊妹的生命。”

爱德华·桑诺
24岁，来自塞拉利昂红十字会凯内马分会，凯内马是受埃博拉病毒袭击最厉害的地区之一。

在受到疾病肆虐的一些地区，对埃博拉的惧怕仍然强烈，对医疗工作者的威胁依然十分真实。9月16日，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由政府、医疗、媒体和红十字工作者组成的埃博拉疾控人员代表团，他们当时正在几内亚东南部沃米伊的社区工作。代表团有七名成员被杀，包括医疗工作者、当地官员和记者。有两名依然失踪。来自几内亚红十字会地方分会的一名官员在袭击中严重受伤。

同一周，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南部的福雷卡里亚市，六名志愿者和安全与尊严丧葬队受到当地民众的攻击。其中一人受伤，其余的逃到最近的树林中避难。

作为回应， IFRC和几内亚红十字会号召"政府和社会应尊重并保护人道和医疗工作者"，并补充说："所有妨碍疫情应对工作的行为都会妨碍整个社会得到所需的帮助。这包括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袭击，以及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暴力抗议和不安全局势。"

一次全球性危机

从这场危机的开始，像莫莫杜和桑诺这样的人们就已经前往疫情斗争的前线了，一开始在几内亚的偏远农村地区，后来扩散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从那时起，疫情的迅猛发展和尼日利亚、西班牙以及美国的紧急病例使得世界各国领导人很快清楚地意识到这次疾病暴发不只威胁西非，而是威胁到全球健康。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到2014年11月17日止，共有14386人被报道感染此种疾病，超过5400人因此死亡，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如果疫情继续以现有速度发展，到2015年1月病例数目将会暴涨到140万！

尽管如此，动员各方开展应对行动以赶上埃博拉的蔓延速度成为一项挑战。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公共卫生系统被多年来持久的冲突削弱了，缺乏所需要的遏制疫情的设备、人员和材料。

埃博拉也暴露出全球卫生应急系统的严重纰漏。世卫组织卫生应急部门一系列的削减预算和裁员并无助益，许多人道组织，包括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缺乏经验和系统以迅速应对这种致命病毒的特殊要求 (尽管当地的国家红会志愿者是最先进行应对的)。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它对埃博拉相当有经验。由于也缺少独立应对埃博拉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所以无国界医生组织向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提供关键性培训，包括IFRC和国家红会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运动因而很快扩大了其应对行动的范围。

今天，在IFRC的支持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国红会的7700多名志愿者接受了培训，在社区层面开展社会动员活动、社会心理支持、安全且有尊严的葬礼、接触人员追踪、病患运输，以及临床案例管理。IFRC也将埃博拉预备与应对活动扩展到其它14个西非国家，它们很有可能就是疫情下一步要侵袭的国家。自从疫情爆发以来，IFRC已经部署了超过169名国际员工，先后六次发出紧急呼吁。

同时，因西非的各种冲突已在那里工作多年的ICRC通过其在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代表处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其塞拉利昂办事处于2013年关闭)。

ICRC也向该地区又部署了20名国际工作人员，并在广泛的领域里加强了对国家红会及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其中包括医疗卫生、法医学、工程、经济安全、水和居住环境，等等。

但是一线的许多人表示到目前为止国际应对力度依然不足。"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资源，"位于蒙罗维亚的利比里亚红十字会的安全与尊严丧葬队成员弗雷迪·基伊说，"如果没有人在一线组织、协调和教育，我们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这里许多医院的医护人员寥寥无几，急需其它医疗服务的病人得不到照顾。"

他说，当地的卫生服务系统招架不住了。需要更多的治疗中心、更多的床位、更多的设备、更多的医护人员和更多的训练。往往在一辆救护车被叫去接病人时，埃博拉治疗中心已经人满为患了，接来的病人必须回家。

"他们会在家里去世，"基伊说。"当有病人死在家里，人们在他们过世前一直与他们有接触，他们也会病倒。所以死亡率持续攀升。"

触摸的文化

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在照顾他们患病的亲属和在葬礼上瞻仰其遗体时表达的人性情感成为了传染的主要原因。在塞拉利昂，惯常的做法是拥抱死者作为与先祖的连结。

而且，在所有受影响的国家，身体接触(拥抱、握手、亲吻) 是日常交往的一部分。医疗人员宣传的一条救命讯息是避免与他人发生碰触。几内亚抗埃博拉国家委员会 (IFRC和国家红会均参与其中) 在几内亚庆祝宰牲节期间向许多几内亚人发送短信来强调这条讯息。宰牲节是穆斯林国家一个神圣的节日，在许多西非国家也称做古尔邦节。

"发来的短信先祝我们古尔邦节快乐，然后告诉我们在传统问候的环节避免互相之间的碰触，以防止埃博拉的传播。"科纳克里的医学专业学生阿玛杜说，"我知道这有必要，尽管在这样的节日期间不能拥抱我的家人确实有点怪。"

在危机的一开始，当地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许多西非人怀疑埃博拉来自魔法，还有人害怕是巫毒教在兴风作浪。因为许多人求助于传统医师，所以我们的卫生应对行动包括让传统医师参与进来，来自塞拉利昂受到重创的东部地区凯拉洪的法拉赫·詹姆斯就是其中一位。

"当我获知可以通过接触被传染时，作为这个地区传统医师的主管，我就停止治疗病人了。"詹姆斯说，"而且我已经告诉我的同事们他们应该立刻停下来，直到我们得到关于埃博拉的培训和足够信息，这样我们的社区里就不会有太多人被感染。"

“我无法想象这对他们来说像什么，被带到这里，被圈在特定的区域里，周围走来走去的都像是外星人。”

加思·托赫姆斯
工作在塞拉利昂的加拿大红十字会志愿者，水与卫生专家

"零碰触"区

然而，恐惧和污名不仅限于西非。许多人道组织在动员和部署国际员工和志愿者时都遇到了极为艰难的时刻，他们因为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担心都不愿接下这个又危险又艰巨的任务。除此之外，IFRC部署的人员必须愿意在一线至少呆一个月——之后在家隔离三周观察症状。

在从西非工作归来的几名国际医护人员被强制隔离后，运动正式敦促各国政府确保并协助医务人员来往于西非。声明写到："对医疗人员的污名或歧视 (包括对他们进行无科学依据的隔离)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在我们需要合格人员时出现人力资源危机。"

面对这样的挑战，挪威红十字会的阿宁厄·孔盖尔夫却知难而上，她签下了去塞拉利昂的任务，因为她相信自己在海地追查可能感染霍乱之人的经验以及在社区的工作经历会有助于追查埃博拉的工作。

"我从事过霍乱流行病的工作，但是比起这个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孔盖尔夫说。她在塞拉利昂的工作包括与其他机构进行协调，以帮助追查那些暴露于传染源、得到护理、得到治疗或被埋葬的人，以便监督被感染者经历的所有步骤。"这与任何其他情况都不一样。"

她到达后不久，就在一篇博客中写道："我的第一周像坐过山车一般在生死、期盼、悲伤、疼痛和快乐中穿梭。当我一抵达凯内马急救中心，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监督四起葬礼。"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随着中心接收更多的病患，就会出现更多坟墓，其中一些人将在抗击这种病毒时败下阵来。那天的死者中有一名8岁的男孩。"

而且，并不是只有那些直接接触患者的人暴露在危险中。最近的另一位国际志愿者是加拿大红十字会的加思·托赫姆斯。作为一名水管工，托赫姆斯认为他在加拿大军队中处理危险材料的经验和培训将有助于在凯内马应急治疗中心担任水与卫生专家的工作。他说，哪怕是最基本的任务，例如换阀门，在高危区就可以变成一项艰苦的任务。

"护目镜最糟糕，很快就起雾，耽误了我们在里面的时间。"他说，"我往护目镜内侧的镜片上多放了些除雾剂。我不把多余的擦掉，我宁愿除雾剂越多越好，事实上在镜片上都结了水珠。有点不清楚，但是我能看见的时间增长了。"

"身体好吗"

为了让他的工作更人性化一点儿，托赫姆斯从外面告诉病人他要进去了，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开一两个玩笑。"这样一来，他们就知道带着面具走来走去、与他们谈话的人是谁。"他写道。"我无法想象这对他们来说像什么，被带到这里，被圈在特定的区域里，周围走来走去的像是外星人。"

托赫姆斯以及这里的其他人都表示，他们每天都在这些患病或高度紧张和害怕的人们身上看到人性的善良，深感震撼。尽管有针对医疗工作者的暴力事件的报道，但是他说这里的许多人确实赞赏他们的工作，他们常常遇到面带友善微笑的当地人，并受到传统式的问候："身体好吗？"

最近，加拿大籍的休·艾伦·科雅克在凯内马治疗中心工作了一个月后回到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她说她被经历过这次空前疫情的人们的坚韧不拔所打动。

"我们的医院有一位可爱的露西女士，这场疾病夺走了她的丈夫和所有孩子。但是每天清晨她都用一个灿烂的微笑问候我们，问我怎么样，是否睡得好。她会问："身体好吗？"哇！我预见到了疾病对身体的毁坏，但没想到能看到这种坚韧不拔。看到像露西这样的人所经受的痛苦让我十分伤心。"

幸存者

在幸存者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坚韧不拔。作为几内亚第一批埃博拉幸存者中的一员，萨·萨瓦斯在照顾生病的父亲时感染上埃博拉。在被送到无国界医生在几内亚盖凯度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后，他恢复了健康并回到家中，但受到了邻居的嫌弃。"人们躲着我，哪怕当我给他们出示出院证明时也不例外。"他说。

如今萨·萨瓦斯是几内亚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者，他探访社区，提高他的几内亚同胞的认识，教他们如何预防疾病的传播，消除一些普遍的恐惧和谣言。"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可以用他们能明白的话和他们交谈。"他说。"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更好地向他们讲述埃博拉呢？"

这些幸存者是埃博拉能被战胜的活见证。正如一位照顾11岁的卡迪娅图的医疗工作者回忆说："当她出来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也很安全。她回过身向在里面照顾过她的另一埃博拉病人哈贾挥挥手，穿过双重的橘色围栏走了出去。"

"她离开中心之前向其他病患招了最后一次手，有人问她："身体好吗？"她回答道"很好。"这么多周以来，她第一次说的是实话。

作者：克里斯蒂娜·埃斯特拉达、凯瑟琳·米勒和马尔科姆·洛卡尔
凯瑟琳·米勒是IFRC非洲区的传播经理。克里斯蒂娜·埃斯特拉达是IFRC行动质量保证的高级官员。马尔科姆·洛卡尔是红十字与红新月杂志的编辑。

原载于红十字红新月杂志2014年第3期：人道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