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8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在瑞士日内瓦的发言
历史没有终结。历史值得每一代人反复地缅怀、重述、研究并讨论。70年相当于人的一生——因此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机会，来纪念那场浩劫的恐怖以及集中营的解放。
我愿在此感谢你们在座的所有人今晚能参加活动。我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主办方：世界犹太人大会及其主席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辛格（Robert Singer）、驻日内瓦的代表汤姆·盖尔（Tom Gal）；还有参与此次讨论的各位尊敬的小组成员。
在已过的70年间，我们着手处理了长久以来众所周知的细节，还有太久都不曾被诉说的细节: 大屠杀造成的无与伦比的人道灾难，恐惧的力量，披着法律外衣的违法乱纪所隐含的危险，国家恐怖的阴险本质，"平庸之恶"以及知情者的不作为。
在过去70年间，我们已经获知了有关制度、组织和个人在政治、道德和职业方面的失败，这导致了这场人为灾难，其根源在于卡尔•W•多伊奇（Karl W. Deutsch）所贴切描述的"认知灾难"——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当时太多人没有能力了解纳粹政权的本质。
在过去70年间，我们已经听说了关于恐怖大屠杀不实借口的无数版本。这些辩护首先来自行凶者，但是他们将之扩展至世界的其他地方，那里人们只是驻足观望。可悲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领导也曾是这些看客之一，当被问及该组织对此保持沉默的问题时，他们用统一的答案来为特殊情况辩解：现在再说也无济于事；谁也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反而会影响目前对有需求之人的援助；甚至会对组织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产生不良影响等等...... 这些借口的来源在于对制度的特性和恐怖的本质有极深的误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看出德国纳粹的真实面目。相反，一直对第三帝国存在错觉，认为它是一个"正常伙伴"， 一个偶尔触犯法律的缔约国，和一战中的任何军队没有什么两样，间或使用违法的作战方法和手段。
我们都知道那场浩劫对全世界、对人类、对犹太族群以及对国际关系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它形成并凸显了对公共政策的期盼，不仅针对许多国家，还针对有关法律、道德义务和个人责任的国际关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花了多年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和欧洲的政治，试图理解政权和集权政权的力量对比，以及文明的崩溃；作为一名瑞士外交官，我一直经历着历史真相和辩护政治间的自相矛盾；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不断自问，如何将已过的灾难与现今的暴力事件联系起来。
在那场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通过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其重点是保护平民，这是国际法领域的一个新生事物，之前更多注重的是对伤者、病者和被拘留士兵的保护。大约在同一时期，联合国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随后的几年里，国际社会将针对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问责视为三条红色警戒线。知情权、获得赔偿权、司法权、以及确保此类事件不再重演的权力成为了处理历史的重要基准，也是意义重大的和解的必要支柱。世界从那场浩劫中也吸取了一些有关法律和政策框架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于组织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它没能成功地保护平民，特别是被纳粹政权迫害并杀戮的犹太人；它没能理解惨无人道的独特性，也没采用标准化程序应对这些罪恶行径；它在缄默中一直观望，无能为力，没有真正去试着(肯定不够尽力)实践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从完全有效的观察中得出了无法原谅的错误结论。作为一个人道组织，它失败了，因为它丧失了自己的道德风向标。这次失败成为了我们组织的历史中一个无法抹去的部分。
我要热烈欢迎我的上上任科内利奥•索马鲁加，今晚也来到了我们中间。20年前，他是第一位公开承认组织的缄默是道德上的失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我今晚只能重复他的断言，并称赞他当时的举动。
自那时起，我们选择面对过去并谨守透明性原则。我们的公开档案既是我们承认过去的证明，又是我们继续努力面对令人不安的事实的证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保密性原则的新政策，明确确认有途径谴责不人道的行为。我们选择不让自己陷入沉默还是谴责的二元逻辑，否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所作为。相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开通了许多工作途径：动员缔约国，进行外交斡旋，向公众解释我们的工作方式，当遇到作战方施加的条件无法接受时即停止行动，在留下只会弊大于利的极端局势中撤离该地区，以及最后一招，公开谴责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今天，重要问题不是要不要说出我们的意见，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何时、向谁、说什么，才能进一步实现保护人的尊严和扩展人道行动空间的目的。
当大规模暴行再也不能隐藏在集中营的墙后和盖世太保黑暗的地窖中，当展示非人道、反犹主义和受排斥成为惊醒大部分团体和社会的一种普遍尝试时，我们在公众舆论之外就可能需要更精准的战略。
考虑到当下的挑战，人们就不会惊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目前为期四年的战略中着重强调促进其人道外交议程和能力。考虑到我们的起源、作用和责任，我们不能仅限于做一个救援组织。我们必须把保护弱势人群的工作放在首位，这将给我们关注受战争影响之人的日常工作以及发展并宣传国际人道法的职责注入更强劲的动力，还能影响《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制定的人道政策。
就连最好最有雄心的组织战略都无法解决诠释人道行动的崇高原则和现今我们面对的众多冲突中赤裸裸的现实间的两难困境。我们都了解失败的反面不一定就是成功。但是这不应意味着我们不用力图提高。对我来说，成功包括提出正确的问题，这正是今天座谈小组希望做到的。
我们需要思考纳粹政权和大屠杀的异常之处，以及是否可以将其与大屠杀的持久模式相联系。这带来若干相关的问题，例如：
- 我们是否能区分在普遍接受法律的框架内违法和从根本上质疑人道原则的系统性违法？
- 如何避免将我们带向错误结论的具误导性的类比法？
- 什么是新出现的？什么是以前就有的？
- 让步和彻底妥协间的界限在哪里？
- 执着和耐心什么时候是应该有的，什么时候是危险的错觉？
许多人已经承诺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再让历史重演。在两周前的大屠杀纪念日上，"不再重演"等词汇不断在世界各地回响。但是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每天在一线目睹和经历的一切使我们对"不再重演" 很难产生共鸣。我们无法确保一场大屠杀造成的人道灾难不会再次发生。相反，每天我们都在见证全球战争中的众多暴行。
在我反思从大屠杀的浩劫中吸取经验意味着什么，并为今天的会议做准备时，我重新读了读贾斯蒂斯•托马斯•布厄根萨尔（Justice Thomas Buergenthal）的作品。在他写的《幸运的孩子》一书中，叙述了他当律师和法官的时光，那时他处理过涉及暴行的案件，包括在巴尔干、缅甸、卢旺达和萨尔瓦多发生的暴行，这些唤起了他还只是个孩子就被关在奥斯维辛时的记忆。我认为布厄根萨尔是历史能向积极方向转变的最好例证。
你们中的许多人会回想起布厄根萨尔把在奥斯维辛中幸存与现今那些在郊外贫民窟中在贫穷和暴力中艰难求生的孩子们进行比较。他当然指出了一条路：把创伤和生存本能转化成生产能力，来创建组织、加强责任和法律框架，由此为更多人性化社会开辟空间。这些是确保社会从过去吸取正确经验的要素。这些是允许一个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谦恭却坚定地向前发展的要素。
不论是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或巴勒斯坦，不论是在乌克兰或哥伦比亚、缅甸或地中海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每天都在接受挑战施加影响，以便援助并保护人民免遭暴力局势的影响，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有最低限度的人性，以及防止事态恶化：这只是一个开端，而且永远不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