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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十年来中东和北非战伤外科医生们思考的问题

过去十年来,多起武装冲突困扰着中东和北非。这些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给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并在民众最需要医疗服务时,把整个医疗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积极介入,努力防止医疗系统崩溃,并在医疗系统无法运转的受战争影响国家拾遗补缺。

在有些国家,红十字运动向现有医院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持(提供医疗用品、修复或改善基础设施或派遣外科医生、理疗师和护士等专业医务人员)。有时,运动还会设立完整的临时医院。

通过过去十年来在加沙、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等地工作的医务工作者讲述的故事,您将了解到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开展的有关战伤外科的活动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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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时我一直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非洲地区的外科医生莫罗·达拉·托尔

2008-2009年,加沙

我于2009年1月4日到达加沙,那是暮冬时节。我们工作组成员第一次看到大爆炸造成的影响,气氛有点紧张。

作为麻醉师和战伤外科医生,我在希法医院急诊部工作。我的岗位在关键区域——休克室,离入口有点远。我有三张床位。很难让病人预先有所准备,所以需要在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大量协调。

有一天,我们收治了多位需要插管的伤员,但没有床位,也没有人帮忙。我必须随机应变来增加他们的存活机会,所以我让几个学生来帮忙,我们挤压气球来帮助病人呼吸。

许多伤员的亲属也涌进来,我们不得不控制人群,但这非常困难。当时还有武装人员,到处是尖叫声。

房间很快就挤满了人。工作一刻不停,24小时我一直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最后,我筋疲力尽,难以站立。停火后我感到很疲惫。我想我再也不会有这种非同寻常的个人经历了!


 

"我从未在一天之内看到过这么多患者"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伤外科医生理查德•维勒

2018年,加沙

 我在位于汗尤尼斯的加沙欧洲医院工作,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外科医疗队的一员。我抵达加沙后24小时,暴力事件就爆发了。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们就在猜想这是否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街道真的太安静了,几乎一个人都看不到。我们知道抗议活动即将爆发。

我从未在一天之内看到过这么多患者。尽管工作人员已做了准备,但仍旧感到完全不堪重负。总有一些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非医务人员也挺身而出,挽救生命。我看到保洁员协助医务人员救治患者。我看到管理人员为伤员绑上止血带以防他们因失血过多而死。

仅我们这一家医院就有约120-130名患者在手术室接受救治,而大巴车随时可能抵达,载着40余名伤员。我们只能设法应对。

此前我也曾见过枪伤患者,但从来没有么多。这可能是我第9次,或者第10次执行红十字的外派任务,也是我在一天之内见到伤亡人员最多的一次。

"从吉布提渡海到亚丁"

2015年,也门,亚丁

2015年四月的一个晚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支四人流动外科医疗队登上了一艘60英尺长的木制货船,货船装载着医疗用品将从吉布提出发,经过12小时的航程横渡亚丁湾。过去一个月来,亚丁战事一直非常激烈,当地居民正在承受着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医疗人员和用品紧缺,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伤外科医生马尔科·巴尔丹率领这支医疗队进入交战区。这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项核心工作——在需求最迫切的地方提供援助。

来自葡萄牙的麻醉师安娜·卢菲尼亚(Ana Lufinha)是该医疗队的另一名成员,她说自己更担心将要面对的任务。

如果病患太多,应对不过来怎么办?我见不得患者去世,我能应付吗?我们能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吗?但我还是要去。我有这个义务。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尽我所能帮助别人。

 

分诊井然有序 = 医院正常运作

 

在交战区,经常有大量因子弹和炸弹而受伤的民众前来医院就诊。分诊就是根据患者的伤情决定治疗的先后顺序。应优先治疗伤势较重的人,但也需要就哪些病患可以救活做出艰难决定。为应对突然到来的大量病患(即病人的大规模涌入),需要进行分诊。分诊是在下一步治疗之前持续进行的一个过程,但在有些情况下,分诊要在伤者受伤的地方进行。由于分诊能力欠缺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开展分诊和大规模伤亡处理方面的培训。

“一座布满尘土的鬼城......”

加拿大红十字会手术室护士莱昂内·加涅(Léone Gagné)

2017年,伊拉克,摩苏尔

2017年6月19日至7月20日,我在执行任务。我们到达住所时,听取了关于可能发生化学污染的情况介绍,然后就开始工作。我刚刚迈入摩苏尔的综合公立医院,就深受感动:急诊室里有许多民众在等待受伤的家人,还有许多武装警卫。

我们开始了当天的手术计划:先是急诊手术,然后是非急诊手术。战伤主要是开放性骨折和腹部损伤,我们每天约有五六名患者。我想发挥自身作用,但感觉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因为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面对这场"实时战争",我整夜都能听到炮弹的呼啸声。我完成任务后就离开了这座布满尘土的鬼城。

我希望有朝一日回到这里,能看到孩子们在街上玩耍,而不是因为害怕而呆在家里。如果十年后能够回来看看这座城市的重建会很有趣。所有那些无辜的战争受害者,那些失散的家庭和孤儿,都是无法忘记的。

“治愈创伤,建设未来... ...”

卡塔尔红新月会

2015年,也门,马里卜

五岁的阿卜杜拉被推进医院时,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陌生的面孔围着他跑来跑去,他感到孤独、害怕。他婆娑的泪眼诉说着目睹的恐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由于摩苏尔及周边城镇和村庄发生战事,阿卜杜拉一家被迫逃离家园。他们来到安全区,在一所学校里避难。

一天晚上,学校遭到空袭。阿卜杜拉被弹片击伤,造成骨头断裂。他被抬到卡塔尔红新月会的救护车上,然后被送往摩苏尔南部由卡塔尔红新月会运营的哈马姆阿利勒(Hamam al – Alil)一线医院。他接受了手术,情况稳定下来。阿卜杜拉一家十口人,只有他和九岁的姐姐得以幸存。

在2017年2月至9月期间,救治阿卜杜拉的医院治疗了大约2000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阿卜杜拉身体上的伤现在已经痊愈,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失去家人的含义。


 

由于肢体创伤在武装冲突中很常见,所有外科医生都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骨折处理知识。文化问题也很重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家红会的许多外科医生都需要与伤者家人和部落成员就截肢手术进行"协商"。每个外科医生都必须根据文化背景和可用资源,包括假肢康复服务和假肢,确定最佳治疗方案。但是,他们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当务之急是拯救生命,而不是保全肢体。但这一点也并非总是适用: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宁可死也不愿因截肢造成肢体残缺,患者和家人的愿望必须得到尊重。

拉万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卡塔尔红新月会

 2014年,加沙

2014年夏天,加沙,拉万(Rawan)和家人在邻居家的房子里躲避炮击。但那所房子被击中倒塌,她被困在瓦砾下。

"全世界都看到了我女儿满脸是血的照片,这张照片让人非常难受。”

拉万的父亲阿布·穆罕默德·纳贾尔(Abu Muhammad Najar)这样说道。救援人员意识到拉万还活着,便把她送到欧洲加沙医院,她在那里接受了六天重症监护治疗。当她被转到神经外科时,"我们祈祷上帝保佑她康复,帮助她重现美丽笑容,并能够回家"。他补充说,医院管理人员决定把她转往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阿迈勒医院,该医院是卡塔尔红新月会在2013年建成的。

加沙,汗尤尼斯,14岁的拉万·纳贾尔(Rawan al – Najar)在家里和侄女侄子们一起快乐地玩耍。


 

感谢你们帮助我获得新生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法特希·弗莱菲尔(Fathy Flefel)医生

心理资源中心主任

2018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有个人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他伤得很重,双腿不得不截肢,只能呆在家里。他在悲惨中度过了七个月,身体逐渐消瘦,健康恶化。2008 - 2009年加沙冲突之后,我们从一些记者那里听说了他。我们去了他家,起初他拒绝见我们。但是三天后,他的家人打电话说他有兴趣接受治疗。我们又去拜访了他,这次得以和他交谈。

一个月后,他终于同意去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开办的社会心理支持中心。经过几个月的支持性心理治疗,他更好地融入了社区。他加入了残疾人体育运动队,参加当地和地区的比赛。我不会忘记他对医疗队说的话:"感谢你们帮助我获得新生。"


 

改变患者的生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级病房社工拉马·斯拉伊(Lama Slayhi)

拉菲克·哈里里大学医院

 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如何改变了患者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并不是随着患者结束医院治疗而结束。我们还要对患者进行随访,帮助他们与能够援助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和协会建立联系,从而为他们提供经济保障。我们确保将每个患者都介绍给合适的组织。

受害者及其家人可能承担不起适当治疗、设备和康复的费用。许多人甚至根本不寻求帮助,因为出行可能不安全或由于持续冲突而受到限制,或者因为医院在对方控制地区。更糟的是,许多地区太危险,人道组织无法在那里开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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