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大屠杀及其他迫害造成了难以言表的苦难。允许此类事件发生是西方文明最惨痛的失败。
这一失败也是整个红十字运动的失败，但是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殊使命及其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的独特地位，这对该组织而言更是沉痛的教训。数百万男女老幼（主要是犹太人，但也有吉普赛人、残疾人和所有被法西斯政权视为敌人或反抗军战士的人）都遭到了残暴冷血的处决，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却束手无策，不能为其提供保护。该组织的指导原则从未遭受过如此粗暴的藐视，完全颠覆道德标准，最终导致大屠杀的发生。对受害者家人和幸存者而言，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未愈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尽全力阻止迫害发生并帮助受害者，于是更加剧了这一失败。该组织拘泥于其传统的工作程序以及工作中极其有限的法律框架。它放弃了公开谴责的做法，深信即使这样做也不会改变事态的发展，同时还担心这样做可能会破坏正为其他受害者（尤其是战俘）所开展的活动，又不希望瑞士与交战各国的关系恶化，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能完全依赖其代表与第三帝国或其卫星国当局进行的秘密交涉来开展工作。然而，这些代表们却无法进入权力走廊。只有到战争快结束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领导者们才与第三帝国及其卫星国的某些领导实现了高层交涉。
让•克洛德•法韦兹曾经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援助遭受纳粹迫害者的工作开展过极为详尽的独立研究，并为此获准无限制获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相关资料。用他的话说，该组织“未敢铤而走险地为维护这些特殊受害者的利益而充分发挥道义权威的作用。”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自己局限于两个选择之中：要么是为遭受纳粹迫害者开展非常有限的救济工作，但其成果相对受害者的处境而言微乎其微，而且不能对大屠杀造成任何影响；要么是公开谴责，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后的武器，一般不会轻易使用。直到二战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该组织才得以与第三帝国或其盟国或卫星国的领导人展开坚定、持续的高层外交交涉，而这些领导人也并非都认同纳粹头目极具破坏性的狂热思想。2
即使这样做的预期收效会受到质疑，但我们还是应当尝试此类工作方法。如果没有人对罪行进行抗议，如果仅仅通过保密形式提出交涉，如果重复出现的暴行得不到谴责，甚至是不实施实际制裁，那么恐怕作为国际人道法基础的道德标准可能最终会消亡。
如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牢记这一教训，对以往的过失和疏漏表示遗憾。这一失败，以及当时许多代表的英勇行动，都将被永远铭刻在该组织的记忆之中。
历史无法重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为建立一个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的尊严都能够得到尊重的世界而奋斗，以此来纪念那些遭受纳粹迫害者。
注释：
1. 让•克洛德•法韦兹与热纳维耶芙•比耶泰合著：《不可能的使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迫迁移与纳粹集中营》，洛桑，帕约出版社，1988年。本书英文版名为《红十字与大屠杀》（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99年），第273-282页
2.“一方面，从受害者角度来看，援助行动少得可怜……另一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感到无法采取公开谴责这一终极武器。因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采取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外交手段，这样做既值得将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又能以对风险的精确估算为基础，比如给希特勒或希姆莱的抗议信，或者更好一些，胡贝尔或别赫克哈赫德前往柏林或贝希特斯加登开展的工作。”（法韦兹，1999年，上文所引著作，第279页）
另见：
